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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觀察】王永利:高度警惕經濟轉軌關鍵期的金融風險

              王永利2021-12-04 10:09

              王永利/文

              2021年即將逝去,危機風險卻不會過去。

              脆弱的經濟復蘇、加快演化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新冠變異毒株Omicron加劇疫情的蔓延等……正將全球推向一個更為嚴峻復雜多變的未來。這是轉型轉軌已進入最為關鍵時期的中國經濟,包括其它經濟體共同需要面對的巨變。

              當下,中國經濟金融形勢已發生深刻變化,其中,2015年成為中國經濟發展軌跡最重要的拐點;2018年開始集中暴露問題,2020年前后成為經濟探底轉軌轉型、強化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最為關鍵的時期;這個時候,面對前所未有的、更大更復雜的內外沖擊和風險挑戰,政策應對稍有不慎就可能引發新的疊加風險,對此必須高度警惕、審慎應對,務必守住不爆發系統性重大風險的底線。

              如此,需高度警惕經濟轉軌關鍵期的金融風險。

              經濟金融形勢發生深刻變化

              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們幾乎沒有經歷過重大金融危機,即使受到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和1998年南方洪災沖擊,1998-1999年中國金融一度爆發重大問題,但通過嚴厲的治理整頓,包括推行分業經營、分業監管,成立四大資產管理公司大規模接管四大國有銀行不良資產等,同時尋找新的增長點,全面深化住房、教育、醫療三大體制改革,推動其產業化發展,助力2000年成功確定次年加入WTO,吸引大量國際資本和產能流入,推動經濟進入高速發展階段,使問題得到極大緩解,金融再次加快發展。之后,即使2008年開始國際金融爆發嚴重危機,中國經濟金融也能夠保持相對穩定,沒有出現重大問題。到目前為止,真正破產倒閉的銀行極其罕見,只有1998年海南發展銀行被行政接管、2019年5月包商銀行被接管并于2021年2月被裁定破產重組。

              由此也使得防范化解重大金融危機的經驗并不充足,這在2013年“錢荒”、2015年“股市震蕩”、同期互聯網金融與金融控股公司無序擴張引發嚴重問題等方面都有反映。

              但是,在高速發展十多年之后,受到國際國內多重因素影響,中國經濟原有發展路徑和模式難以為繼,經濟金融形勢已發生深刻變化——現在已經進入轉軌轉型發展非常關鍵的時期。2020年全球新冠疫情大暴發又給世界經濟社會運行帶來巨大沖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快演變,國際局勢更加復雜嚴峻,更使中國經濟金融面臨前所未有的重大風險挑戰,更需高度警惕和防范化解金融風險。

              2015年成為經濟發展軌跡最重要的拐點

              回眸歷史,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以及1998年南方洪災,給中國經濟帶來巨大沖擊,金融案件和不良資產大量暴露,亟需尋找新的增長點。到1999年,全面深化住房、教育、醫療三大體制改革,推動其作為需求和發展潛力巨大的重要產業進行開發,政府將資源變收入、收入轉投資、投資加杠杠,并吸引和帶動社會資金與國際資本投入,推動經濟止跌回升,呈現出良好發展勢頭,為加入WTO奠定重要基礎。2000年正式確定中國將于次年加入WTO之后,即吸引大量國際資本和產能涌入,推動貨幣金融和經濟社會高速發展。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給中國經濟產生重大沖擊,致使經濟增速從上年的14.23%大幅回落至9.65%,2009年下降至9.4%。在實施大規模經濟刺激計劃后,2010年經濟增速再次反彈到10.64%。但從2011年開始,經濟下行壓力不斷加大,當年經濟增速即回落至9.55%,之后,越過“8”字頭,到2012年直接進入“7”字頭,2016年再進入“6”字頭,2019年已經不足6%。

              其中,盡管2011年開始經濟增速快速下滑,但經濟發展軌跡并未發生重大轉變。2014年中央明確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不再追求兩位數高速發展,經濟發展軌跡隨后出現重大轉變,2015年成為重要拐點。這主要體現在:

              一是政府收入結構出現根本性轉變。從2000年開始,政府資源性收入整體快速增長,在整個收入中的占比快速提升。相應的,政府稅費收入的壓力不斷減輕,稅費優惠力度不斷增強。但從2015年開始,政府資源性收入整體上增速快速下滑,甚至越來越多的地方政府資源性收入出現負增長,政府收支壓力不斷加大。為此,政府除強化稅費征管(潛力有限)外,不得不大量增加負債(包括隱形負債)。其中,僅“存款性機構”對政府的凈債權,即從2014年末的5.5萬億元,快速增長到2020年末的34.02萬億元,平均每年增加5萬億元。2021年9月末為26.43萬億元,仍保持增長態勢。這將大大增加政府還本付息的壓力,并且難以根本性扭轉,政府資源性收入大幅增長的時代基本上一去不復返了。

              二是貨幣投放結構發生根本性轉變。2000年至2014年之前,我國貨幣投放最重要的渠道是銀行外匯買賣余額(儲備)增加投放的人民幣,表現為央行和銀行的外匯占款。其中,央行外匯占款余額從1999年末不足1.41萬億元,增長到2014年5月末的27.3萬億元,增加基礎貨幣投放近26萬億元,成為推動貨幣擴張最重要的因素。為控制貨幣總量隨之大幅擴張(貨幣乘數效應),央行相應提高存款性機構法定存款準備金率,通過凍結商業銀行更多的資金,抑制其擴大信貸投放的能力,保持貨幣總量適度增長。

              2014年下半年開始,央行外匯占款出現收縮態勢,2014年末降到27.07萬億元,到2016年末大幅下降到21.94萬億元。2017年開始穩中有降,到2018年末下降到21.25萬億元,比高峰時減少了6萬多億元。2020年末為21.13萬億元,2021年略有反彈,到9月末為21.21萬億元??梢钥隙?,央行外匯占款大幅增長的階段已經過去,能夠維持基本穩定就非常難得。

              在基礎貨幣大規模收縮情況下,經濟社會發展需要貨幣總量保持適度增長,貨幣投放就更多地依靠商業銀行進行信貸投放(發放貸款、購買債券等),全社會負債率必然隨之快速提升。為支持商業銀行擴大信貸投放,緩解其流動性緊張局面,央行隨之于2011年底開始實施降準,向商業銀行釋放流動性。但在2015年底確定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之后,一度認為降準不符合結構性改革,而屬于大水漫灌式寬松政策,于2016年3月降準后一度停止普遍降準。在商業銀行流動性緊張情況下,央行采用多種政策工具進行資金拆放,保持其流動性合理充裕。由此推動央行對存款性機構的債權(拆放資金)余額快速增長,從2014年末的2.5萬億元,增長到2017年末的10.22萬億元。之后一直保持在10萬億元之上,2020年末為13.34萬億元。這在保持法定存款準備金十多萬億元的同時,央行又拆放出十多萬億元資金,盡管可以保持商業銀行流動性合理充裕,但卻虛增了央行資產負債規模,并且抬高了商業銀行資金成本(法定存款準備金年利率為1.62%,向央行拆借資金的年化利率遠高于這一水平),進而推高了全社會的融資成本。所以,從2018年1月開始重新啟動降準,是非常必要的。

              以上兩方面的變化反映出深層次的問題是:在加入WTO之前,中國盡管已經開始推動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化,并恢復高考、促進科技發展等,但整體上仍是相當封閉的,盡管具有龐大人口和市場潛力,但自我開發能力很弱,包括勞動力在內的各種資源價格以及稅收、環保等要求遠低于國際一般水平,全社會仍處在資金非常緊張的局面。在全面深化住房、教育、醫療體制改革并成功加入WTO之后,在大量國際資本、產能涌入和外需拉動下,各種資源大量開發,資源價格大幅上漲,為國家增加收入、擴大投資、增加負債提供強力基礎支持,貨幣供應大幅增長,成為推動經濟社會快速發展的重要基礎因素。

              但在中國資源價格以及稅收、環保等要求趕上或超過國際一般水平,在全球性產能過剩、需求不足日益增強,全球性金融危機爆發并采取大規模經濟刺激政策后,住房、教育、醫療三大體制改革的正面效應日趨弱化,負面效應加快暴露,甚至成為年輕人生活“新的三座大山”,對結婚生子、人口增長、社會穩定都帶來重大影響。2015年全國適齡勞動人口由增轉降出現拐點,不得不全面放開單獨二孩政策,成為人口政策由緊轉松的重要標志。為發展股權融資,促進經濟發展,2014年下半年開始采取多種措施刺激股市發展,結果到2015年又爆發“股市震蕩”,給很多企業經營留下嚴重后遺癥。

              種種現象表明,原有的發展模式和路徑難以繼續,必須轉軌轉型。2015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提出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重點是“三去一降一補”(包括“去杠桿”),強調中國經濟社會進入新發展階段,需要樹立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越來越重視風險防控、環境保護、共同富裕和國家安全,強調高質量可持續發展。

              經濟轉軌轉型已進入最為關鍵的時期

              一個國家經濟轉軌轉型,至少需要3-5年才能探底并走上新的發展軌道。2015年成為中國經濟發展軌跡真正的拐點,2018年開始集中暴露問題,2020年前后成為經濟探底轉軌轉型、強化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最為關鍵的時期。這一時期,經濟增速可能大幅下行,深層次矛盾可能集中暴露,經濟社會穩定勢必面臨更大挑戰。

              2020年新冠疫情全球大暴發,至今尚未得到根本遏制,其持續時間之長、對全球經濟社會沖擊之大之深遠超預期。美歐日英等主要經濟體為此推出創紀錄的大規模量化寬松貨幣政策,政府債務大規模擴張,在維持金融市場和經濟社會穩定的同時,推動全球通脹壓力大幅增強且時間拉長(超出之前“暫時性”預期),世界經濟復蘇總體乏力難有明顯改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快演化,國際形勢和大國關系更加緊張尖銳。

              中國在抗擊疫情上動員舉國之力,采取舉措,將疫情控制在最低程度,成為2020年主要經濟體中唯一實現正增長的國家,但增速也僅為2.3%,而且在經濟增長動力中,主要依靠外需和出口拉動,投資和消費持續低迷。2021年以來PPI快速攀升,到10月份環比上漲2.5%,漲幅比上月擴大1.3個百分點;同比上漲13.5%,漲幅比上月擴大2.8個百分點,盡管同期CPI控制的很好,到10月份環比上漲0.7%,同比上漲1.5%,但CPI與PPI的差距不斷拉大卻意味著CPI被動上漲壓力非常大,并可能會進一步制約投資和消費增長。反映到經濟增速上,2021年1-9月同比增長9.8%,但兩年平均增長只有5.2%,三季度僅增長4.9%,而且貨物進出口已出現價漲量減態勢,房地產、就業和人口問題更加嚴峻??紤]到美國財政部已明確縮減國債發行規模,美聯儲也決定自11月開啟購債收縮行動(從每月減少150億美元逐步增加),并有可能提前進入加息通道,由此可能帶動其他主要經濟體加大宏觀政策收縮力度,外需可能進一步減弱、人民幣匯率強勢可能逆轉、國際金融市場可能出現很大震動。這將給中國經濟增長帶來更大壓力,今年第四季度增速有可能跌破4%(兩年平均有可能跌破5%),明年一季度有可能進一步下滑,并帶動資產價格下跌和信貸質量惡化,給中國金融帶來更大挑戰。

              總之,中國經濟金融正面臨前所未有的更大更復雜的內外沖擊和風險挑戰,政策應對稍有不慎就可能引發新的疊加風險,對此必須高度警惕、審慎應對,務必守住不爆發系統性重大風險的底線。

              當然,中國已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成功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并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新征程,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形成新的發展思想,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大幅增強,仍處于重要的戰略機遇期,相比其他主要經濟體,具有龐大市場基礎、更大發展潛力和宏觀政策調控余地,具有應對重大風險挑戰的基礎。所以,既要對當前經濟社會轉軌時期金融可能面對的重大風險挑戰高度警惕,也要保持定力堅定信心,堅持穩中求進,深化改革開放,實現成功轉軌,推動高質量發展,努力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宏偉目標。

              (作者系中國銀行原副行長、深圳海王集團首席經濟學家)

               

              版權聲明: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經濟觀察網立場。
              王永利,經濟學博士,深圳海王集團首席經濟學家、全藥網科技有限公司執行總裁。 曾任中國銀行副行長、執行董事,Swift首任中國大陸董事,樂視控股高級副總裁、樂視金融CEO,中國國際期貨有限公司副董事長。 對貨幣金融、財務會計、風險管理、外匯儲備、人民幣國際化、期貨及衍生品、金融監管體系、互聯網金融、數字幣與區塊鏈等,有深入研究,具有豐富的實踐經驗和理論造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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