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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富、價值、貨幣

    王永利2021-04-17 11:38

    王永利/文 是否每當提及財富,你就會想到貨幣?二者之間,其實隔著“價值”。前者是價值的基礎,后者是價值的映射。

    如果財富滅失,其價值可能會轉移至新的財富上,且保留在貨幣總量里。

    正如有人預測,2035年中國財富管理行業可投資資產規模將達400-600萬億;竊以為,此財富管理對應的是400-600萬億之價值而非貨幣。然而,人們對此無法甄別,且概念混淆。

    尤其是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以及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相繼爆發后,隨著大量國家實施刺激性宏觀政策,越來越多的國家走上零利率甚至負利率、大規模量化寬松或財政赤字貨幣化之路,讓越來越多的人對國家主權(法定)貨幣體系產生懷疑,“現代貨幣理論”(MMT)引發廣泛關注與爭論,也催生了比特幣、以太幣等網絡內生的去中心(非主權)加密貨幣,以及與一籃子法定貨幣結構性掛鉤的“超主權穩定幣”(如Libra、eSDR)等多種“數字貨幣”新概念,央行(法定)數字貨幣也成為多國日益關切與競爭的熱點問題。

    這種狀況反映出當今世界人們對“財富、價值、貨幣”的認知混亂,何謂財富與價值的內涵及外延?以及貨幣之裂變和升華?包括實體財富與貨幣財富的邊界等等,亟需仔細研判、準確把握。

    財富與價值

    如果回溯本源,會發現,聯結財富與價值的其實是有效需求。

    財富是能夠滿足人們需求的各種資源,包括物質財富與精神財富,其具體種類和內容不斷豐富。需求包括生產需求和消費需求,以及投資理財的需求等,也在不斷發展與提升。

    財富是與需求相對應的,不能滿足人們需求的東西,不能成為人類社會的財富。追求更多更豐富的財富屬于人的天性,日益增長的物質和精神需求就成為推動人們不斷提高自身創造能力以及人類社會發展進步最基礎的動力。

    財富能夠滿足人們的需求就表現為財富的價值。所以,價值并非主要取決于創造財富的勞動量,而是主要取決于人們對財富的需求程度。同樣的東西,當其難以滿足人們不斷增長的需求時,其價值就會不斷擴大。但當其供過于求時,其價值就會不斷萎縮,甚至完全失去價值成為廢品。

    要擴大單位財富的價值,最重要的就是要努力擴大財富的需求。需求擴大就會拉動生產和供應的擴大,推動經濟增長;需求萎縮就會抑制生產和供應的發展,抑制經濟增長。很好的了解和把握需求,通過產品創新或降低成本等主動引導和擴大需求(當然,需要抑制不合理與有害需求),能夠按需生產和供應,提高生產效率,減少資源浪費,就能促進經濟高質量可持續發展。

    交換與貨幣

    而當財富無法滿足需求之時,會發生什么?這時,便出現了“交換”。

    由于種種原因,不同地區、不同類別的人可能創造和擁有的財富也會不同,財富能夠滿足需求的程度也不同。在財富不能滿足需求的情況下,人們要么不斷改進生產方式、提高勞動效率、增加財富供給;要么對外進行掠奪,或者進行平等交換。其中,按照平等互利、自主自愿的原則進行財富交換,是促進社會分工、密切社會聯系、提高財富價值、加強思想交流、推動生產消費以及經濟社會穩定發展與文明進步非常重要的舉措。

    交換最早是從物物交換開始的,但由于不同物品所有者的交換需求以及其對物品價值的判斷很難達成一致,就使得物物交換很難成功。在不斷的實踐過程中,人們逐步發現,將一定范圍內人們最為追崇、流動性最強的物品作為中介物,其他物品均通過這種中介物進行交換,就會大大提高交換成功率,于是,這種充當交換媒介的一般等價物就成為最原始的貨幣。

    貨幣的出現與廣泛應用,實際上是人們對財富與財富價值、價值度量達成了最廣泛的共識,大大提高了交換的成功率,有力地推動交換與經濟社會的發展進步。

    財富交換的順利實現,財富價值的充分發揮,不僅需要貨幣,還需要充分的產權保護以及配套的運行管理機制。由此,確定交易時間、地點的集市或市場就開始出現和不斷發展。隨著交通通訊和信息技術的發展,交換交易的地域范圍、交易品種、運行方式等不斷擴展,從局部發展到全球化,從線下發展到線上。

    財富交換越頻繁,反映需求越旺盛,其價值就會越提高。沒有交換,財富就可能只有使用價值,而失去交換價值。

    貨幣:裂變&升華

    而運行至今的現代經濟中,貨幣惟有與財富分離,且從社會財富中脫離出來;或許才能厘清類似“貨幣尋錨”、“超主權世界貨幣”、“數字貨幣”等概念。

    最初的貨幣,都是一定社會范圍內最受歡迎但又不容易獲得,不需要特別加工但又能區分出不同價值檔次,品質比較穩定但又體積較小易于保管、攜帶和交換的自然實物,如特殊的貝殼、骨頭、羽毛等。這一時期的貨幣屬于“自然實物貨幣”。

    隨著交換交易的發展,自然實物貨幣存在的質量難以統一、價值難以標準化等問題逐步顯現,難以滿足交換交易發展的需要。此時,金銀銅鐵等金屬鑄造工藝的發展,以及它們當時作為稀有物品得到上流社會廣泛追崇,使其成為貨幣的首選材料。為了提高貨幣運行效率,越來越多的國家開始為貨幣制定標準加以規范,明確貨幣的樣式并要求標注質量、重量、鑄造人(為貨幣保真負責)等,對貨幣造假做出懲罰規定,由此推動貨幣進入國家“規制化金屬貨幣”階段。

    在不同金屬貨幣的比較競爭過程中,黃金、白銀成為全世界流行最廣的貨幣材質。正因如此,馬克思曾經強調:金銀天然不是貨幣,但貨幣天然就是金銀。

    規制化金屬貨幣的出現和廣泛流通,大大推動了交換交易和經濟社會發展,又進一步提高了對貨幣供應與貨幣運行效率的要求。由于金屬貨幣的供應高度受制于金屬原材料的開采和加工,很容易造成貨幣的供應跟不上可交易財富增長的需求而引發嚴重的通貨緊縮,而且大量金屬貨幣的保管、運送的成本也很大,與交換交易與經濟社會發展需求出現矛盾。

    在長期實踐過程中,人們逐步發現,在日常交易過程中,可以不必逐筆都進行金屬貨幣的真實交付,而先由雙方簽署欠條(需要加密保真)進行交易,并在約定期限內對欠條進行金屬貨幣的匯總交付?;蛘咴谝坏匾越饘儇泿呕蜇泿沤饘贀Q取等值欠條后,憑欠條到異地換取金屬貨幣。這就大大減少了金屬貨幣的實際使用和相關成本。在此基礎上,人們發現實際上又可以用一些有信用的商家或錢莊出具的欠條直接對外轉讓支付,由此推動欠條逐步規范,出現了標明金額、出票人并有加密保真措施的紙質付款憑證,可以直接付款流通,也可以憑以向出票人兌換金屬貨幣的日常替代貨幣,即“金屬本位制紙幣”。

    紙幣的出現和廣泛流通,不僅進一步提高了貨幣運行的效率,降低了貨幣運行的成本,還使人們對貨幣的認識有了新的提高:在紙幣及其發行機構具有足夠信用情況下,紙幣可以超出金屬貨幣適量多發,以滿足社會上的貨幣需求,只要紙幣發行人能夠保證人們用紙幣兌換金屬貨幣的需要就行(在對紙幣足夠信任情況下,真正用紙幣兌換金屬貨幣的需求并不大);貨幣真正重要的并非是其本身就具有實物價值,而是必須具備代表一定價值的信用,能夠保持幣值穩定并得到全社會最廣泛的認可。這樣,“貨幣天然就是金銀”并非絕對真理不能突破,貨幣完全可能成為純粹的價值單位或價值符號;貨幣最根本的功能就是價值尺度與交換媒介,最根本的要求就是要保持貨幣總量與財富規模相對應進而保持貨幣幣值基本穩定。

    由此,貨幣必須與財富相分離,完全從社會財富中脫離出來。曾經充當貨幣的金銀則必須退出貨幣舞臺,回歸其作為社會財富的本源,其價值也需要用新的貨幣加以標示。最終,金屬本位制被徹底摒棄,一國貨幣轉化為以該國主權范圍內、法律可以保護的可交易財富作為整體支撐的“信用貨幣”,也叫做“主權貨幣”或“法定貨幣”。

    信用貨幣是國家信用,代表著對國家財富的求償權,受到國家主權和法律保護,不再是中央銀行等貨幣投放機構自身的信用或負債,也不是政府機構或財政部門自身的信用或負債。

    貨幣從實物貨幣轉化為信用貨幣,實現了貨幣發展史上的深刻裂變與質的升華,是貨幣發展的必然方向與重大成果,推動“貨幣價值論”被“貨幣數量論”所替代。

    由此或許可以明確:

    A,現在還在探索“貨幣尋錨”,將貨幣價值尺度錨定某一種或一類實物的想法都是背離信用貨幣本質、違背貨幣發展方向與發展邏輯的。不同貨幣之間的價值比較或兌換匯率,主要通過其對黃金的價格進行折算獲得,但不代表貨幣必須錨定黃金。

    B、再設想退回到實物貨幣,或者比照黃金原理設計出總量和階段性新增量都嚴格限定,不能跟隨可交易財富的增長靈活調節的比特幣等去中心加密貨幣,都是貨幣理念上的倒退,不可能成為真正的流通貨幣,只能是特殊的數字資產,可以進行投資,但其價格可能劇烈波動,存在很大風險。

    C、在世界尚未實現一體化治理情況下,要與一籃子主權貨幣結構性掛鉤打造和運行“超主權世界貨幣”是難以成功的。歐元并不是超主權貨幣,而是一種區域主權貨幣,歐元推出后,其成員國原來的主權貨幣必須完全退出,二者不能同時并存。

    D、與單一主權貨幣等值掛鉤的“網絡穩定幣”,只能是在一定網絡社區或平臺上運行的“代幣”,不可能取代或顛覆主權貨幣。

    F、國家主權(法定)貨幣也需要不斷加深數字化進程,提高運行效率、降低運行成本、嚴密合規監控。所謂“數字貨幣”只能是主權貨幣的數字化智能化。

    信用貨幣投放

    脫離實物后,信用貨幣投放的渠道和方式也隨之發生深刻變化。

    其一、貨幣投放機構購買價值儲備物

    主要是購買原來充當貨幣的黃金、白銀,以及作為國際硬通貨的外匯等作為貨幣的價值儲備物,據以確定貨幣幣值、增強貨幣信譽,并保持貨幣傳承性。由此投放的貨幣屬于最嚴格意義上的“基礎貨幣”,是整個貨幣體系的重要基礎,非常重要,但又不是越多越好,否則,貨幣就會倒退回金本位制紙幣或實物貨幣體系了。

    其二、貨幣投放機構借出貨幣

    即在社會主體需要新的貨幣時,以其已經擁有或將會擁有的可交易財富作為擔保(能夠變現并償還借款本息)向貨幣投放機構借取貨幣。貨幣投放機構則主要通過發放貸款或購買債券等方式借出貨幣。

    這就將社會主體引入,與貨幣投放機構一道,共同對可交易社會財富的價值規模進行評估,根據全社會的貨幣需求投放貨幣,從而保證貨幣充分供應以及貨幣總量與社會財富的價值規模相對應,從根本上避免因貨幣不足而造成嚴重通貨緊縮。

    由此,貨幣投放機構借出貨幣就成為信用貨幣投放的主要渠道,成為信用貨幣體系最突出的特色以及信用貨幣充分供應的根本保障。

    信用貨幣主要按照貨幣需求進行投放,而貨幣需求除受財富規模增長影響外,還受到財富供求關系的影響,具有很強的社會趨同性和經濟順周期性,財富的價格可能大幅漲落并造成貨幣投放在財富一般價值上下大幅波動,需要有效實施逆周期調節,努力保持物價指數與貨幣幣值的基本穩定。由此就要形成一套貨幣政策運行體系。

    實體財富與貨幣財富

    脫離過程中,貨幣金融運行為代表的“虛擬經濟”與以實體財富運行為代表的“實體經濟”似乎并行不悖?其可持續性關乎貨幣財政政策之變革與協調。

    信用貨幣的產生,使一國貨幣總量(貨幣財富)與可交易財富(實體財富)相互分離、雙重存在,實體財富是價值的基礎,貨幣是價值的映像,脫離實體財富貨幣將失去價值;一種財富滅失,其價值可能轉移到新的財富上,保留在貨幣總量里。

    其中,貨幣財富的流動性大大提高。比如,有人用貨幣買房子,直觀看貨幣就流到房產上了,但實際上房款又會轉為賣房者的存款(貨幣),貨幣總量并沒有減少,賣方還可以繼續使用貨幣購買其他財富或進行投資。所以,房子的流通停下來了,但貨幣的流通并沒有停止。說房地產成為貨幣的“蓄水池”并不準確。

    貨幣既可以伴隨財富交易而逆向運行,也可以脫離財富交易獨立運行并引導財富的配置。貨幣可以通過借貸、投融資行為以及股權或債權(資產證券化)交易直接轉換所有權,并由此催生出獨立的金融活動,通過貨幣所有權交易替代財富實物的直接交換,可以大大降低財富交換的成本,并使得股票投資人可以提前分享實體財富增長的價值,更好地規避財富價值變化的風險。這就進一步形成了以貨幣金融運行為代表的“虛擬經濟”與以實體財富運行為代表的“實體經濟”相對分離、相互對應、相互影響,金融越來越活躍、對經濟發展和財富分配影響越來越大的格局。

    隨著金融交易的發展,越來越多的貨幣被分流到金融交易市場,表現為交易保證金存款、公募和私募基金等,進入虛擬經濟領域。在貨幣總量一定的情況下,分流到金融交易市場的貨幣越多,保留在實體經濟領域的貨幣就會越少,就可能造成通貨緊縮與經濟下行,進而迫使中央銀行采取措施推動貨幣擴大投放,推動產能不斷擴張,社會負債率不斷提高,最終形成產能過剩、需求不足的局面。

    在需求不足、經濟下行階段,企業和家庭部門往往不愿擴大負債以增加投資或消費,金融部門也不愿擴大信貸承擔更大風險,就會迫使政府加大經濟刺激和社會救助力度,央行則擴大量化寬松甚至直接購買政府債券,不斷降低利率甚至實施負利率政策,但結果卻往往是貨幣大量流入金融市場,大幅推高金融資產價格,而很難流入實體經濟,形成超乎人們想象的中央銀行“大規模放水”、金融領域“流動性泛濫”與實體經濟“通貨硬緊縮”并存的尷尬局面。

    推動利率降低與貨幣貶值,會使社會財富無形之中從貨幣性資產持有者向擴大負債和投資、持有保值性資產的群體轉移,從而有利于減少貨幣儲蓄、擴大投資消費,促進經濟社會穩定,使貨幣政策越來越多地發揮財富重新分配的作用,而不是保持貨幣政策中性與貨幣幣值穩定,這就使“貨幣政策財政化”不斷增強,使“貨幣數量論”遭到“現代貨幣理論”的挑戰。

    當然,在經濟下行情況下,擴大負債與投資也會承擔更大的風險,投資失誤可能承擔的損失遠超利率降低的收益,真正能夠投資成功的人并不多。同時,持有流動性強的貨幣財富更有利于及時調整投資結構以趨利避害,所以,實施刺激性宏觀政策,最終是持有保值性資產和貨幣性資產越多的人群可能獲得的收益越大,而缺乏保值性資產或貨幣性資產的群體則難以增加收益或擺脫生活困局(即使國家擴大社會救助開支,這類群體獲得的貨幣通過消費支出還會轉化為供應者的收入)。由此也會推動社會財富不斷分化,貧富差距越拉越大,給經濟發展與社會穩定帶來重大挑戰,必須加大國家宏觀調控力度。

    可見,信用貨幣的出現、金融交易的發展、實體財富與貨幣財富的分化,給經濟社會管理帶來重大挑戰,需要認真研究、準確把握,推動貨幣與財政的理論升華、政策變革與國際協調。

    (作者系中國銀行原副行長、深圳海王集團首席經濟學家)

     

    版權聲明: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經濟觀察網立場。
    王永利,經濟學博士,深圳海王集團首席經濟學家、全藥網科技有限公司執行總裁。 曾任中國銀行副行長、執行董事,Swift首任中國大陸董事,樂視控股高級副總裁、樂視金融CEO,中國國際期貨有限公司副董事長。 對貨幣金融、財務會計、風險管理、外匯儲備、人民幣國際化、期貨及衍生品、金融監管體系、互聯網金融、數字幣與區塊鏈等,有深入研究,具有豐富的實踐經驗和理論造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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