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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數字化改變的貿易

              陳永偉2021-04-12 12:47

              (圖片來源:IC Photo)

              【超級平臺】

              陳永偉/文

              數字化正在改變世界的方方面面。這種改變當然不會只局限在國內,在國際層面,它也會展現出自己的力量。

              幾年前,我們在討論國際貿易問題時,所關注的對象都是那些看得見、摸得著的商品或服務,萬噸巨輪、密集的集裝箱……然而,隨著近年來數字化的推進,越來越多的交易在數字平臺上發生,以數字形式出現的商品和服務開始成為了貿易的對象,數字貿易作為一個全新的貿易領域得以蓬勃興起。根據聯合國貿發會議發布的數據,2019年全球數字貿易規模已經達到了31925.9億美元,其規模舉足輕重。2020年,由于“新冠”疫情的肆虐,實物貿易受到了很大的影響,這促使各國對數字貿易給予了更多的重視。數字貿易的發展趨勢已經奠定,即使在疫情過去之后,這種趨勢也不會扭轉,其在貿易整體中扮演的角色將會越來越重要。

              中國是一個貿易大國,同時也是一個數字經濟大國。因此,數字貿易的崛起應該會給中國帶來更多的機會。但與此同時,數字貿易和實物貿易在性質上存在著很多不同,玩法上存在著很多差別,因此要抓住其展現的商機,需要的條件和傳統條件也有很大的區別。從政策角度看,為了促進和扶持數字貿易的發展,也需要采用與傳統不同的政策工具。

              那么,究竟我們應該如何才能把握住數字貿易所帶來的機遇呢?恐怕這還要從理解數字貿易本身的性質和特征開始。

              何為數字貿易

              在現實中,很多重要的概念都很難被確切定義。例如,現在到處都在討論數字經濟,但究竟什么是數字經濟,卻始終沒有形成共識。據不完全統計,相關的定義多達數十種,每一種都有各自的道理,但也有一定的局限。同樣的,關于數字貿易,不同文獻中的表述也存在著很大的差別。

              一些觀點認為,定義數字貿易的關鍵在于貿易交付的對象,只有那些以數字形式交付的貿易才應該被歸為數字貿易;而另一些觀點則認為,數字貿易應該包含更為寬泛的范圍,所有被數字技術賦能的貿易活動都應該被歸入到數字貿易的范疇當中來。當然,也有一些觀點對于數字貿易的理解介于兩者之間。例如,由OECD發布的一份政策報告就把數字貿易定義為以數字產品作為交付對象的貿易與服務貿易中數字服務貿易的總和。

              從現實的角度看,以上這幾種定義都是各有意義的,因為它們所刻畫的事實上是數字貿易的不同層面。我們知道,在描述數字經濟時,經常會把數字經濟分為“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這兩個層面,前者表示由主要由數字技術形成的產業,而后者則表示由數字技術賦能而形成的新產業形態、新商業模式。套用這種劃分,我們也可以大致上把那些以數字形式交付的貿易稱為“數字貿易化”,而把數字技術賦能貿易所產生的新貿易形態稱為“貿易數字化”。類似于在實踐當中“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分別對應著不同的政策,區分“數字貿易化”和“貿易數字化”也可以為我們在考慮相關政策時提供一定的參考。

              理解數字貿易的三個維度

              從直觀上講,數字貿易和傳統的貿易存在著很大的不同。要理解這個問題,我們或許可以從“本質”(nature)、“貨物”(product),以及“角色”(actor)這三個維度入手進行分析。其中,所謂的“本質”,考慮的是數字技術究竟怎樣影響了貿易的發生;“貨物”指的是數字經濟條件下,貿易的主要對象發生怎樣的變化;而“角色”則是受數字技術影響,貿易活動參與者的變化。如果能對這三個維度有所把握,那么我們也就可以對數字貿易有一個比較完整的認識了。

              先看“本質”問題。在數字經濟時代,貿易的整個流程和傳統情形相比出現了很大的變化,表現出了很多新的特征。其中,如下幾個特征是最為重要的:

              一是線上的、電子化的訂單獲取已經逐漸成為了主流。傳統條件下,參與貿易的各方之間要達成一個訂購合同,往往需要很長時間的線下磋商,其交易成本通常是巨大的。而在數字經濟形成之后,電子商務取代了傳統的商務形式,讓商家取得訂單的難度大幅降低。原本需要復雜的線下互動才能完成的任務,現在只需要幾個簡單的線上操作就可以實現,交易成本被大幅降低了。

              二是平臺開始在貿易過程中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在傳統條件下,貿易的開展多是貿易各方之間單獨進行的。如果中國的企業A想要和美國的企業B開展業務,則這兩家企業之間需要單獨談判,就貿易活動的各種細節進行磋商。而在數字經濟時代,互聯網平臺開始成為了貿易過程中的關鍵角色。這種交互形式的改變會對整個貿易過程的效率帶來很大的提升:如果貿易是一對一進行的,那么很多有關貿易的合同需要單獨擬定,由此會產生很大的簽約成本;與此同時,企業之間的違約行為通常很難被制約,因此帶來的糾紛會給貿易的參與者帶來很大的困擾;除此之外,很多與貿易相關的配套工作也需要貿易的雙方自己進行投入,這在經濟上也會造成很大的浪費。而如果貿易是經由平臺開展的,那么上述的幾個問題就可以迎刃而解。貿易各方不僅可以通過平臺提供的標準流程來鑒定和履行合同,省去不必要的成本,還可以享受由平臺提供的風險擔保以及其他的配套服務。這不僅能讓整個貿易的過程變得更為方便,還能讓貿易變得更加安全。更為重要的是,當有了平臺后,貿易參與者尋找合作伙伴將會變得更加容易。過去,一個企業要為自己的產品尋找到買家可能是十分困難的一件事。而現在,它只要把產品的信息掛在平臺上,就很容易吸引到客戶上門,很多原本無法實現的貿易都可能會在平臺環境下被創造出來。

              三是數字化也對商品的交付方式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在傳統的貿易條件下,商品的交付往往需要通過大規模的集中貨運來實現,貨輪、貨機是貿易得以完成的最重要條件。而在數字經濟條件下,則有大批的貨物交付可以通過數字方式直接實現。比如,如果騰訊做了一款游戲,在日本進行發售,那么日本的用戶只需要在手機的應用商店里面直接進行交費下載即可。從理論上講,這個游戲的售賣就是一次國際貿易,在這個貿易過程中,并沒有什么出現裝滿貨物的集裝箱,而只有幾百MB的數據在網上進行了傳輸。

              再看“商品”。在數字經濟時代,貿易的對象——商品(包括服務)會發生兩個顯著的變化:

              一是在供貿易的商品中,其數字化的含量會出現大幅度的提升,數字化因素對于貿易的影響會越來越大。以手機為例,在過去,決定哪些手機被貿易的最關鍵因素是手機的硬件。但在數字經濟時代,軟件的角色則變得越來越重要。在接近的硬件配置之下,蘋果手機的價格一般會比其他品牌的手機高上很多。造成這個現象的一個關鍵原因就是蘋果內置的iOS系統要比其他手機自帶的系統更為穩定,因而消費者愿意為此付出更高的價格。

              二是數據作為一種特殊的商品興起。在數字經濟時代,數據已經成為了一種十分重要的生產要素。作為一種要素,數據自然要在市場中,包括是跨國的市場中進行流動,這就使得它本身也成為了國際貿易中的一個重要產品。不過,值得注意的是,數據貿易的發生形式和一般商品或服務存在著很大的不同。在現實中,大多數商品會在一個顯性的市場上以一定的價格進行交易。而數據則不同,除了極少部分產品化的數據外,多數的數據都是在一種隱形的形式下進行交易的,而這種交易通常不會被視為是一種貿易。舉例來說,一個人在英國使用臉書,并從中獲得了信息服務。在這個過程中,他并不支付任何的費用,因而這個活動一般不會被視為是貿易。但是,如果我們把這個活動進行拆解,就會發現其實這個人和臉書之間已經進行了復雜的貿易活動。他先是把自己的信息要素提供給了臉書,臉書把這些信息作為要素,用于其廣告服務。臉書為用戶提供信息服務,其實是對用戶提供生產要素的一種回饋,但這個回饋的成本卻是由廣告商來承擔的。換言之,這個簡單的過程,事實上已經蘊含了用戶、廣告商和臉書這三個主體之間的多重交易。一般來說,如果廣告商和臉書不在同一個國家,那么臉書為廣告商提供的廣告服務會被視為是一種服務貿易,但臉書和用戶之間關于數據的交易卻很少被認定為是一種貿易。顯然,如果我們忽略這一過程,那么對于整個貿易的理解就會大有欠缺,相關的政策也會難以開展。

              最后再看“角色”。在數字經濟時代,貿易的參與者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過去,國際貿易主要是發生在企業之間的,因而貿易的主要參與者當然是企業。雖然在一定條件下,政府也會參與到貿易當中,但在多數情況下,它們都會選擇一些企業來作為自己的代理商。對于這類情形,我們仍然可以將貿易的主要參與者視為是企業。然而,在數字經濟興起之后,情況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傳統的以企業為主體的貿易形態被解構,更為微?;南M者加入到了貿易活動當中來,B2C、C2C等新的貿易形態開始出現。舉例來說,現在很多海外的企業或個人都在淘寶上開店,如果我們從這些店鋪購買了商品,店主就會從海外將商品寄到我們的手中。這樣一來一去,我們就參與了一次國際貿易。類似這樣的交易在現在看來是司空見慣的,但如果把時間往回推上幾十年,那就幾乎是無法想象的事情。

              我們可以用一個實例來說明數字貿易和傳統貿易的不同。在非洲的盧旺達,咖啡是支柱性的產業。據統計,每三十個盧旺達人中,就有一個是靠種植咖啡謀生的。去年,由于受到“新冠”疫情的影響,航班大量停飛,國際貨運價格翻倍,盧旺達咖啡的傳統目標市場——歐美市場的訂單銳減,廣大盧旺達咖啡種植戶的收入遭到了巨大沖擊。情急之下,盧旺達的農戶想到了通過用中國的直播電商來對自己的產品進行推廣。在盧旺達方面的請求之下,帶貨達人薇婭進行了一場直播。結果僅僅用了一秒鐘時間,三千斤來自盧旺達的Gorilla's咖啡豆就銷售一空——可謂是名副其實的“秒空”。據說,這一秒鐘的銷售數量,大約與這個品牌一年的產量相當。

              我們暫且不去感嘆薇婭超強的帶貨能力,只把注意力放在數字經濟對于貿易的改變上。在這個例子中,盧旺達原本的咖啡貿易模式就是傳統貿易模式的一個縮影。盧旺達國內的企業先從農戶手里把咖啡豆收上來,然后再從歐美市場上尋找客戶,訂立合同。合同成立后,咖啡會通過空運或海運的途徑集中運到歐美市場,然后再分裝、零售,最終到消費者手中。貿易的發起主要在線下,貿易的主要參與者是企業,貿易的交付方式是集中的。而相比之下,薇婭的這場直播帶貨則向我們展示了一種全新的貿易過程。貿易的發起是在線上,中國的消費者通過平臺和遠在盧旺達的咖啡企業之間直接訂立了合同,合同成立后,這些咖啡被通過物流分散地運輸到了中國的各地。所有的一切,都和傳統的貿易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數字貿易帶來的機遇和挑戰

              隨著數字貿易的興起,國際貿易的格局正在經歷著深刻的變化。在決定貿易格局的過程中,每一個國家的比較優勢是至關重要的。所謂比較優勢,通俗地來說,是一個國家生產某種商品的機會成本狀況。早在十八世紀,英國經濟學家大衛·李嘉圖就已經指出,如果每個國家可以按照自己的比較優勢來進行貿易決策,就可以在國家層面上讓所有國家的福利狀況獲得提升。為了論證這個觀點,他舉了一個著名的例子:和英國相比,葡萄牙在生產酒和毛紡織品上的絕對生產力都更低,但葡萄牙在酒的生產商有比較優勢,也就是說在酒的生產上,它和英國的差距要相對小一些。在這種情況下,葡萄牙全力生產酒,而英國全力生產毛紡織品,最后再通過貿易進行交換,就可以讓兩國對兩種貨物的消費總量都實現提升。盡管李嘉圖的理論是一個“應然”的判斷,但這個幾百年前觀點卻和“實然”后果存在著驚人的一致性——很多實證研究表明,在現實中,各國通常會選擇和本國比較優勢相一致的貿易結果。

              那么,這個決定貿易結構的比較優勢又是由什么決定的呢?關于這個問題,有很多不同的觀點。但一般大家都認為,一國的資源稟賦會是決定該國比較優勢的重要力量。舉例來說,如果一國的勞動力資源相對豐沛,那么在通常情況下,這個國家就會在生產勞動力密集的商品上更有比較優勢;而如果一國的資本相對充足,那么它就更有可能在生產資本密集的商品上具有比較優勢。

              在數字經濟時代,數據已經成為了一種關鍵的生產要素,因此它在決定比較優勢,乃至決定貿易結構的過程中,就必然會扮演重要的角色。如果比較優勢理論在數字經濟時代依然成立,那么數據資源相對充足的國家將更應該在貿易分工中承擔數字化含量更高的產品的出口,而相對來說,一種商品的數字化含量越高,其附加值也就越高,利潤空間也就越大。

              從總體上看,一國數據要素的多寡,大致上取決于三個要素:一是該國的人口基數。這決定了該國可能產生的數據的多少。二是該國社會經濟活動的活躍程度?;顒釉蕉?,產生的數據也就越多。三是該國關于隱私和數據的法律和法規狀況。經濟活動只有被觀察、記錄,才能形成數據。如果一國對于隱私十分重視,對于數據搜集和使用的數據過多,就可能在同等條件下限制其數據的積累。

              從我國的實踐看,由于我國的人口技術龐大,互聯網活動頻繁,加之在隱私問題上比歐美等國采取了更為寬松的態度,因而在對數據資源的積累上,我國占到了很多的先機。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我國在包括人工智能產品在內的不少數字化商品上就占有了很大的比較優勢。在數字貿易蓬勃發展的背景下,這個優勢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機遇。如果能夠用好這個機遇,就能保證我國在未來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實現貿易的持續發展。

              除了對于在數據資源上的比較優勢之外,數字貿易的興起還給我們帶來了很多的機遇。例如,更為微觀的貿易形式有可能讓我國的商品更容易地繞過某些國家所設置的壁壘。同時,由于我國的互聯網發展基礎非常好,因此數字貿易的發展意味著國際貿易的門檻對于我國企業來講出現了大幅下降,很多原來并不從事國際貿易的企業都可以在未來從事到這個活動中來。

              還有一點非常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數字貿易是一個新事物,因此與之相配套的很多貿易規則都還沒有形成。作為一個貿易大國+數字經濟大國,中國在目前的階段將更有機會介入到這個規則的制定中去。如果可以通過努力,爭取到對我們更為有利的規則,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打破西方國家對貿易話語權的壟斷。

              如何面對興起的數字貿易

              那么,面對數字貿易的發展,我們又應該如何應對呢?這個問題應該從企業和國家兩個層面分別進行思考。

              從企業層面看,數字貿易的興起無疑帶來了更多的商業機會,因此它們要做的無非是兩點:一是積極擁抱數字貿易,用數字技術幫助自己尋找商機。由于數字技術事實上正在重構傳統的貿易過程,因此其中興起的各種機會是非常多的。如果可以利用好這個機會,那么企業就能夠獲取比較豐厚的回報。二是利用好中國數據資源豐富這個比較優勢,開發出對應的產品。例如,一些人工智能企業可以利用中國豐富的數據資源訓練自己的產品,根據數據對缺陷進行修補,對功能進行完善。由于現有的以機器學習為主的人工智能的性能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所訓練用的數據,因此在接近的技術條件下,中國的人工智能企業將有可能訓練出比國外同行更好的產品。類似的優勢,是必須抓住的。

              從政府層面上看,要做的就比較多了。一方面,政府需要積極地利用產業政策對數字貿易進行扶持;另一方面,政府需要完善對應的制度,為數字貿易的發展創造良好的條件。

              先看產業政策。由于前幾年的一場“產業政策大辯論”,產業政策這個詞在中國的名聲并不算太好。但事實上,產業政策的惡名很大程度上來自于那場辯論中對于產業政策概念的誤解,即認為產業政策就是偏向性的、挑選優秀者的政策。但產業政策的含義遠不止這些,除了偏向型的產業政策之外,支持基礎設施的建設,以及基礎技術的研發,都是產業政策的題中應有之義——事實上,在歐美的一些政策文件中,還專門強調了它們所指的產業政策是普惠性的政策,而非偏向型的政策。

              具體到數字貿易上。要讓我國未來能在數字貿易上獲得優勢,最根本的就是要讓我國的數字經濟實力得到增強。而一國的數字經濟實力到底強不強,一要看這個國家的數字技術設施好不好,二要看這個國家在研發創新領域的能力究竟有多高。而基礎設施,以及在基礎科研上的投入,往往是企業不太愿意做,或者沒有能力做的。對于這些問題,政府理應通過產業政策來進行支持。

              再看制度建設。雖然從理論上看,傳統的貿易規則對于數字貿易依然是適用的,但很多地方都要根據具體的情況進行修訂或細化。例如,現在大量的貿易都是經過平臺進行的,平臺在貿易的過程中也會收取對應的服務費。那么,平臺的這種服務究竟是應該歸于什么性質?是服務貿易,抑或是其他的什么類別?這一點就需要搞清楚。又如,當我們從一個境外的電商網站下載了一個3D打印文件,并在國內進行打印后,這個商品的原產地究竟應該算是哪里的?如果出了問題,應該找誰?類似問題,看似旁支末節,但對數字貿易的實踐卻會產生很大的影響,所以研究相應的規則也就變得十分重要了。

              當然,相比于上述這些制度問題,更為重要的一類問題是關于數據的。如前所述,在數字貿易條件下,數據是決定一國比較優勢,進而影響一國貿易結構的重要力量。從這個意義上講,有關數據的政策,同時也會成為數據貿易條件下的貿易政策,因而是十分需要注意的。目前,關于數據,有很多亟待解決的問題。例如,數據的產權究竟應該如何劃定?數據的價格究竟應該如何形成?在搜集和使用數據時,隱私的保護應該放在怎樣的位置?對這些問題中任何一個回答的狀況,都會對我國在數字貿易上的比較優勢產生巨大的影響,但與此同時,任何一個問題又都涉及到紛繁復雜的利益關系,因而并不容易處理。在這種狀況下,政策制定者們為了更好地支持數字貿易的發展,就必須拿出更多的智慧和勇氣。

               

              《比較》研究部主管
              女主放荡高干NP公交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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