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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莫里斯打出的最后一顆子彈

    云也退2021-03-23 02:34

    云也退/文

    好運追隨、環繞著她,2020年底走完94年人生的威爾士作家簡·莫里斯,她似乎希望,人們能從她的作品和文字中得到一個她總有好運眷顧的印象。真正的困境從未找上過她,而機會卻青睞著這個有準備也有想法的頭腦,她得到了一般人無從擁有的“巔峰”體驗,比如珠峰探險,在1953年27歲的時候,她隨一支探險隊完成了登頂,不過那時她還是男兒身。二十年后,她做了變性手術,又成功了,而且,這似乎沒有給她帶來一般人可以想見的巨大的麻煩。

    她在一本自傳里說,自己22歲時為一個阿拉伯新聞機構工作,在開羅時,認識了妻子伊麗莎白,兩個人一見鐘情,莫里斯告訴伊麗莎白,自己有性別方面的困擾:“我三歲或四歲時就知道我長錯了身子,我真該是個女孩。”但之后,兩人生了五個孩子,同時在互相信任的基礎上,保持了一種開放式婚姻的關系,“各自分開過生活,愿意的話可以各挑自己的朋友,甚至各有自己的情人,只受高等情愛和共同利益的協議的約束。”

    這種成功羨煞人。更使人嫉妒的是,莫里斯還清醒地知道,不可以停留在任何一種成功中太久。她說自己雖然上了珠峰,然而對這支由復員軍人組成的登山隊卻持有“疏遠感”,她跟隊伍里的人關系甚睦,可她又想脫離他們,“我想到身為他們中間的一分子就感到惱恨。”回英國后,當別人要求他在什么地方簽名留念時,他總是簽“《泰晤士報》的詹姆斯·莫里斯”——詹姆斯,那是她還是男人時候的名字;她簽這樣的名,不是因為多么驕傲于自己所屬的報社,而只是不愿讓人把她看作一個登山家而已。

    當她給自己物色好執行手術的外科醫生時,她相信自己的配偶早已明白并同意她的志愿;伊麗莎白支持她把“做自己”這件事做到極致。大夫要在她身上秘密地做些修改,為此,這位大夫無論是在技術上還是在人品上,也得絕對可靠。手術的細節,莫里斯當然不會講,可是術后回家的情形,寫出來猶如童話中才會有的情節:伊麗莎白帶著孩子們在門口迎接昔日的“爸爸”歸來,好像后者只是出門旅行了一趟似的。這之后,她的名字就成了“簡”:她那時才36歲。“欲戴王冠,必承其重”,這句話常被現在的人說起,簡·莫里斯并沒有想要出人頭地,卻不怎么費力地在與那些不屬于自己本性的東西的作戰中勝出。

    人都樂意一再提及自己得意的時刻——往往事關取得成就。在《心之眼》,這本副標題為“思想日記”的書中,莫里斯也說到了當年的登山,但只是偶爾一提,且未當回事:寫書時的她,已是一個壽過九旬之人。書中的每一段日記都冠以序數,她試圖做到盡可能地真誠些,在此基礎上盡可能深刻些。“這就要得老年癡呆癥了嗎?”在第15天的日記中,她上來就這么寫。真是突如其來的一個讓人唏噓的時刻。

    健忘是可怕的征兆。莫里斯明白,如果自己只有那些重大的個人成就可以反復提及,那就意味著她徹底被健忘所征服了。她竭盡所能地拒絕,為此她才堅持書寫;她告訴我們,自己前一晚失眠,第二天起來,卻完全記不得睡不著的原因是什么了,但可堪自慰的是,她至少記得前晚失眠這回事情,且還能發出不甘的反問:“我們都曾聽說過、讀到過被稱為‘老年’的悲慘情形,這難道就是‘老年’的某種預演?”

    反問就是嘆息,對于這么一個高齡的日記作者來說,嘆老實在無從避免。記憶都堆在身后,每一次新的發現,往往是緣于一種老早就形成的習慣,或對一些陳年舊物的重溫,或與一件過去的事、與一個過去的名字相遇,而那個名字恐怕早已成為區區一個名字,脫離了人的肉身、相貌與聲音。在第107天的日記中,她寫到,自己在翻舊檔案時發現一封幾年前的讀者來信,信中附有電話號碼,她一時興起就撥了過去,無人應答,于是,莫里斯錄了一條語音留言,感謝那位讀者的來信,祝他生活愉快,并且“希望他現在還喜歡看書……有機會的話再看一兩本我的書”,最后還留下了自己的電話號碼。

    這是一個人因為希望感到自己尚年輕而做的事。但在做完這件事后,她才注意到,那位讀者的來信里還有一句話,說他早已退休,現在九十多歲了……讀者早于作者跨過了九十歲的門檻,而作者卻還希望通過找到一位讀者來重拾活力。

    她與年邁的種種后果相遇——這后果當然不只是病痛或不同程度的孤獨,還有時不時冒出來的關于“XX也老了啊”的認識。和莫里斯一起變老的,是她成千上萬的藏書;她和它們之間早已形成了共棲關系,像老友一樣,它們為她提供了陪伴,而非美麗的故事和有用的知識。她無需對自己沒有讀完那么多書而遺憾。有一次,她提到自己的一位朋友,可能是繼博爾赫斯和翁貝托·艾柯之后,世界上知名度最高的藏書家——阿根廷人阿爾貝托·曼古埃爾(此人的作品已有不少中譯本引進,如《閱讀史》《閱讀日記》),有這么個同道中人,讓莫里斯心有寬慰,她發出了滿足的嘆息,說自己曾是個那么渴望變化的人,改變職業,改變身份,改變性別,而現在卻也沉浸在書籍砌造的一個壁壘之間,像修行之人那樣,日日重復同樣的“精神流程”了。她的大多數藏書,都留有相關的獲書記錄,時間和地點,現在回顧起來,她覺得其中富含個人的感情,“是我整個人生的宏大記載”。

    《舊約·傳道書》里早已說過,世上的書太多,事實上,有些作家也刻意地少讀書,例如奧地利的約瑟夫·羅特就說過,寫書的人自己無需博覽,就好比餐廳服務員不能大吃供給客人的菜??墒悄锼箙s一直有著讀書癖,因為她的各種作品,都是自我滿足的,并沒有和同類作品一爭高下的意思。而今翻閱舊藏,仍有種種從容的喜悅以及結伴而來的傷懷出自筆端:“它們基本上已經過時了,哎呀,就像我一樣。”

    同樣年過九旬的著名文化人——用法語寫作的捷克作家米蘭·昆德拉,前兩年也在接受訪問時,承認自己已經看不懂這個時代。昆德拉一向是有智者心態的,覺得自己所持有的那一套方法,依托著嚴格而高端的美學修養,可以超越世間一切“無用的激情”,他幾乎靠著解構一切來保持個人的智識尊嚴;莫里斯的心態,要比昆德拉更加“接地氣”,她一次次承認,自己不適合做這事,不適合做那事,她在退出,她撤出一個個競逐性的場所,在學習看淡那些她那代人很看重、而今天滑落到邊緣的事情,比如給報紙寫“讀者來信”。莫里斯說,她通過在這個欄目里發表言論,欣喜地看到自己對各種事情的批評意見被公之于眾,而現在,報紙上依然有這樣的欄目,她自己卻寫不動了,“喉嚨里已經沒有足夠的痰來吐人”。

    那些樂觀的情緒里仍有昔日莫里斯的蹤影。她與同時代人最大的區別之一,用她的話講,就是愿意“留在車上”。這句話,典出1966年的一部音樂劇,當時,美蘇冷戰已發展到互相用氫彈威脅對方陣營的程度,惹得藝人們紛紛警告說,世界行將毀滅,音樂劇里出現了“讓世界停下,我要下車!”這樣的臺詞,莫里斯對此采取了卑之無甚高論的“宏大視角”:“畢竟人類只是現在經過一段精神錯亂期,人類喧囂擾攘的歷史長著呢。”

    但是,錯亂的時期,就處在其中的人的體驗來說,都是無比漫長的。昆德拉的自信,在遇到推特和臉書的時候被徹底驅散了,他當年可以對“布拉格之春”里的對立雙方發出同等尖銳的冷嘲,可如今,他實在不明白,人們何以能把個人的存在感寄托在follower的數量上,既然人們壓根就不知道,屏幕背后的那些follower究竟是何許人也。而在遇到推特這種事物時,莫里斯的反應是自嘲:“老天爺??!我每天早晨迫不及待地上推特,只為了看看有沒有好評。要知道,我寫了那么多年書,我還沒有這么想要好評呢!”

    她心知這不是什么好事情:社交媒體,購物平臺,等等此類事物的紅火,只是因為它們把人性的弱點開掘到了極致,莫里斯深曉此道,可她溫柔地承認說,她,還是留在那種傳統的生活方式里,靠著一個由時間和風俗形成的熟人社會來獲得內心的安寧吧:“威爾士叫人開心的一個特點就是那種一體同心的兄弟情誼。”當她收集喉嚨里的痰噴向推特的時候,她的措辭渾似一個孤獨的勇士在打出槍桿子里所剩無己子彈:“那些閃閃發光的屏幕魔法,那些歪曲失真的明星形象……”竟讓人欲罷不能,看到自己在屏幕上變得和現實中的自己完全不同,人們都瘋狂了。

    在推特時代,莫里斯上了一次電視后,感到周圍熟人的含笑招呼都與以往不同,“是我變了,不是他們”——他們都從視頻里看到了一個光鮮亮麗的莫里斯。只有莫里斯還能認出自己,包括自己屏幕形象的速朽。她在重看那段節目的時候,底下已經無人評論,“我看到了啥?不帶感情地講,我只看見一個穿黃衣的老太婆步履蹣跚、老態龍鐘。”

    她知道,自己關心的事情和主題,在當下寫出來,會讓人覺得落伍。于是她率先承認這一點,更坦言說,她知道每個已老之人都無可避免要產生“今不如昔”的感覺。“看看現在的英國資本主義……我承認我對此幾乎一竅不通。”雖然認不出它,她卻十分確信丘吉爾當初的說法,即資本主義民主是世上所有的制度中最不壞的一種,對比當年,今天的資本主義“就是個上不得臺面的大騙局!”在她看來,人們都認定,獲取利益最便捷可取的途徑是自我包裝,是吹噓,是種種能夠人為操作的“潛在市值”和“估價”。“在我們這個時代,掙大錢的‘能人’看上去只是愛炫耀的‘名人’,他們有珠光寶氣的夫人、巨量的離岸資產、摩納哥或牙買加的別墅、可疑的財務記錄、拈花惹草的私生活、又大又土的游艇,并且串通好了一樣都喜歡上《哈羅!》雜志。”

    子彈一顆又一顆地打出去了——這所剩無幾的存量里,哪一顆才是最后一顆?

    關于“能人”的這番話,讓人聯想到評價措辭的轉變:一個人能得到的最高評價是他/她“很牛”,有“牛逼”之處,而“優秀”“高尚”“模范”這樣的評價,即使有,也往往用于諷刺,如同“圣母”之類的詞匯一般。莫里斯時不時提到丘吉爾,她認為他是模范的英國人,具有真正的人格魅力,“一位仁慈、文明、聰慧且有藝術氣息的獨裁者”;她更佩服丘吉爾對于民主制度的肯定,基于這一點,即使政壇上登場了個把粗鄙短視的領袖,人們也可以期待未來,因為這個人總會下臺,擺到頭的鐘擺終會有下墜的時候。然而,目睹時局,莫里斯也不免憂心地想,未來的英國,是否會選出一個特朗普式的國家元首?畢竟英國人對魅力領袖并無特別的希求,他們還曾把剛剛帶領英國打贏二戰的丘吉爾一腳踢出唐寧街呢!

    她尖銳地(以今天的標準來衡量,這尖銳仍屬溫柔)說,英國的民主政治,它產生領袖的方式,已經類似于“子女通過抽簽來繼承遺產”那樣的了:

    “要是以后它選出了一個像特朗普這樣的人來當首相,我只愿這文明的古國繼續獨樹一幟、異想天開、滑稽逗樂,保持人類的所有缺陷,傳承其屢試不爽的胡扯閑篇。”

    她的有些嘲諷,有些震怒,有些沮喪,乍一看去,我們只會覺得這是她本人因年邁而來的“少見多怪”。我們都慣于保持情緒穩定了,既然一切都是通過平板如砥的屏幕傳入我們的視野,成為人生經驗,既然一切新聞都不過是新聞本身,沾染了它的發布者的炫耀欲,并往往具有令人期待的潛在的反轉可能。然而,如果拋棄這些成見,我們就會被這種直抒胸臆的可貴而打動。在第112天的日記里,莫里斯說到“一件可怕的事”,那就是,在世界的某個地方,有些電腦高手直接修改了150個國家和組織和個人的公私信息,以此勒索贖金。

    “一夜之間,150個國家中招!那是各大洲說無數種語言的幾百萬人??!他們還遵從不同的意識形態和宗教信仰呢!”這番憤怒的驚嘆背后,能看出在莫里斯心中,“人”擁有怎樣的內涵,她眼中的人,跟在大數據時代的我們心中的人是完全不同的;她把人看作一個又一個的具體的生命,和她自己一樣,擁有欲望和理想,能夠兌現才華與拓展潛能,可我們卻會覺得,這樣的“人”是自己根本關心不過來,因而也無需關心的。莫里斯不想重復那種“如果事情落在你的頭上你就知道了”的濫調,她堅持認為,單是一個數據,就足以讓我們不寒而栗了。“更厲害的邪惡黑客能對每個人的安全——乃至健康和道德——造成多大的破壞??!”

    讀她過去的書,我們想象不到能有什么人、什么力量傷害到她,仿佛艱難苦恨,遇到她都自動繞開了??墒莻Τ霈F在了這本日記里:風燭殘年,卻遇到了年富力強的詐騙。某一天,網絡騙子找上門,告訴她一些緊急的情況,讓她驚恐,從她嘴里套出了一堆個人信息。被親朋鄰居的點撥后,莫里斯恍悟到實情,她寫下的話,足可讓一個有著起碼的正直品質的人憎恨這個時代:“我開始責備自己的愚蠢,他們怎么忍心對我這么個與世無爭的老年人下手?我希望他們在地獄里爛出蛆來。”

    最后一顆子彈,她是留給自己用的。服老,作為一種從來無人叫好的美德,適合任何一個自知力不從心于思考和認知的個體。簡·莫里斯有位已故好友,愛斯帕斯·赫胥黎,在1997年逝世前,曾向她抱怨說,自己記不起來一個哪怕很普通的英文單詞。莫里斯當時肯定是沒什么物傷其類之感的,她一貫以保持樂觀為能,相信自己可以例外于所謂的自然規律??墒?,類似的提筆忘字,到底還是落到她自己身上了。服老,意味著一個人接受年齡堆積到很大的事實,及其所帶來了重重困擾。“我有什么辦法?”她無奈地說,“我只好像赫胥黎一樣,拿起我的《簡明英漢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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