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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族主義魔咒下的日本思想史

    蔡孟翰2021-03-23 02:02

    (圖片來源:IC Photo)

    ——讀清水正之《日本思想全史》

    蔡孟翰/文

    不同于中國,不同于西方,日本思想史從日本有文字以來到20世紀的通史,尤其是成于一人之手的通史,非常少見,二戰后,尤其近三十年,更不可見。因此,清水正之這本原來在日本是“新書”(新的版本)的《日本思想全史》,可謂是翹首待望已久的一本;一本從古至今日本思想的通史,涵蓋人名甚廣,書名甚多,對思想輿爭議,寫來簡潔扼要,不偏于某一派的解釋,切實列出參考文獻,并列出學習日本思想史文獻,除了是負責的學術態度,更有益于后學按圖索驥,而且還有日本思想史年表讓日本思想史一目了然,更實在難能可貴。不管從教授或學習日本思想史的角度,這是一本不可欠缺的書,一本真正說的上開卷有益的書,有多個譯本也不嫌多。

    在此之前,有一些日本政治思想史的著作,除了限于所謂的政治思想以外,其實,仍不是真正通史,而仍是斷代史,比如渡邊浩從東大退休前出版的《日本政治思想史:17-19世紀》(東京大學出版會,2010)一書,其實只是從江戶時代到明治初期的日本思想史。他的同門平石直昭更早在1997有一本正題是《日本政治思想史》的書,也仍然是以江戶時代為主,這樣的情況相當多見。

    這不是說沒有日本思想史通史性的著作,而是通常是成為多人之手,也不是一冊而已,以一套幾本居多,比如《日本思想全史》里推薦的日本思想史學習文獻的《巖波講座日本的思想》全八卷以及《日本思想史講座》全5卷,便是任何要研究日本思想史不可不讀的兩套通史叢書。然而,除了卷幟繁浩以外,一套買下來,動輒日幣上萬,也不適合一般學生或有業余興趣的大眾購買閱讀。丸善書店也出版了僅僅一冊眾人合寫的《日本思想史事典》,可是價格稅后高達日幣2萬4千(約人民幣1500),根本是圖書館輿專門研究的學者才會破費購買的大部頭。

    為什么日本思想史通史性著作如此罕見?我想原因有幾個,理解這些原因也很有助于理解日本思想史的性質,所以在此陳列數點。其一,日本思想史所牽涉的語言文字太多,比中國思想史或朝鮮思想史通史所需要的文字語言多,雖然并不多于西方思想史的語言。日本思想史通史明治時期以前所需要的閱讀語言有漢文(文言文),日文古文,變態漢文,候文,書下文等等,如果加上19世紀、20世紀,那最少也得懂些英文,這對日本人難,因為戰后日本人的漢文閱讀能力已經大幅下降,能流利閱讀漢文的人越來越少。反過來說,對中國人也難,中國人想要越俎代庖也不是易事,首先要學現代日文,文言文也不能差,最少還要懂日文古文,候文,這就是重大障礙了。

    其二,日本思想史斷代的斷裂太嚴重,比如研究所謂的日本古代思想,需要懂中國隋唐的典章制度,需要熟知《昭明文選》的文章,懂佛教或許還不是必須,但一到了所謂中古思想史,對佛教沒有深入理解,根本沒法做日本中古思想,懂佛教但不懂儒學,到了江戶時代這一段也就做不了,而且光懂儒學也不夠,江戶思想史也需要對神道以及國學有一定的認識,甚至對基督教也不能不談,因為在日本戰國時代的后期到江戶初期,基督教曾經在日本興旺一陣子,直到被德川幕府徹底打壓掃除,幾乎斬草除根,更不用說到了江戶后期,蘭學,洋學越來越重要。

    其三,日本戰后學術界越來越專業化,越來越畛域森嚴,對于通史型宏大敘事通常避而遠之。即使對戰后日本思想史研究有重大影響的丸山真男,早在二戰期間實際上提出一套去西方中心論的多元現代論來解釋日本江戶時代的政治思想,把荻生徂徠詮釋為開創出日本現代性的大人物。他的徒子徒孫幾乎都沒繼續現代性議題的宏大敘事,甚至是反丸山宏大敘事的主旨,比如渡邊浩對荻生徂徠的詮釋,就是強調荻生徂徠思想的反現代性。1980年代以來,丸山學派籠罩下的日本政治思想史以及更廣義的日本思想史研究,反而是受到丸山學生渡邊浩的影響更多,走向將江戶思想史還原到當時日本的政治社會情境,也就是儒學,更具體地說是宋明理學的日本化。

    盡管渡邊浩的日本化視角是建立在東亞的比較歷史社會學方法論之上,并不是一個日本民族主義的思想史敘事,他本人甚至可以說是反民族主義的,但是他那樣的視角輿方法在一個戰后充斥文化民族主義(比如日本人論)的日本,在一個戰后長期疏遠東亞的日本,一個戰后長期甚至今日還自認為是西方陣營一員的日本,這樣的視角實際上很容易流于各式各樣的日本特殊論,就會強調日本首先如何異于中國以及其他東亞各國,在日本思想史研究里,這樣的主張往往不是明目張膽,大肆鋪陳,而是在字里行間,在研究取向,在方法論的采用上,在題材內容的選擇,在提不提研究文獻的之間,都是這種文化民族主義蛛絲馬跡的呈現輿蠢動。這樣的空氣在日本特別容易感染同儕輿學生。

    清水正之這本《日本思想全史》在寫作意圖上,更值得贊賞,特別聲明他反對日本從古至今有一個一貫的日本的特殊性,雖然他認為日本思想是有個性(特征),但毋寧是多樣而非單一的個性。他又說他這本書關心的是異文化以及不同思想傳統在日本的融入調整與選擇以及深化的過程。這樣方法論上自覺,非常令人激賞,引以為同調。然而拜讀一遍之后,不免漸生疑竇,倒不是懷疑作者的用心,而是實際上這本書真的做到作者自覺的目標嗎?還是無意之間,作者仍舊無法擺脫民族主義的魔咒?

    現在從三個地方來談論,清水正之的《日本思想全史》是否成功脫離日本特殊論,是否擺脫了籠罩日本思想史研究的日本民族主義這一個魔咒。

    第一點,也是最關鍵的一點,每個時代的分量輿內容問題?!度毡舅枷肴贰芬粫形鍌€時代,共有五章,每個時代各有一章,第一章古代有92頁,第二章中世有68頁,第三章近世有108頁,第四章近代有82頁,第五章現代有39頁。這樣的分量處理,乍看之下,似乎是沒有問題,然而稍微細想除了所謂的近世,就是戰國時代后期到江戶時代,大約三百年)日本在近代以前,出版業最蓬勃發展,著述講學熱鬧非凡,思想學問多彩多姿,相互競爭,出了一些如果不是具有世界指標意義思想家輿學者,也是在東亞屬于一流的學問成果。另外作者的研究領域是江戶時期的國學派,對江戶思想也自然最為熟稔,因此理所當然,分量最大。

    那么,現代與近代兩章的篇幅稍微小了點事問題嗎?也不是,現代是日本二戰戰后這七十幾年,近代是從明治時期到二戰結束大約近九十年,共一百六十多年,時間上來說不長以外,日本坊間關于這兩段時期思想的著作也如過江之鯽,倒不是特別需要靠一本書來科普。那么問題何在呢?問題在古代的分量以及內容。

    第一章古代分量是繼第三章近世以后第二多的,這就很令人狐疑了,為何給所謂日本古代,一個文字是由中國進口的時代這么大的篇幅?一個沒有出版業,沒有眾多思想家或學者專門著作的古代日本到底憑什么篇幅位居全書第二多?答案居然是因為有日本的神話-《古事記》,《日本書紀》以及《萬葉集》。這就好像中國思想史從三皇五帝的傳說寫起,而且更夸張,因為《日本思想全史》是以神話開頭,就更像是拉塞爾·科克(RussellKirk)的《美國秩序的根基》一書是以基督教的神話開端那樣,而不是以一般的希臘羅馬為西方思想的源頭。只是《日本思想全史》這里不是要建立一個立足于宗教(神道)的日本思想史(作者清水正之還是一位基督教徒),而是在自覺輿不自覺之間,要建立一個日本民族的先驗基礎,一個經不起歷史檢驗的前提。

    這倒不是說《古事記》,《日本書紀》,《萬葉集》不能處理討論,而是按照作者自己附錄日本思想史年表也列出的701《大寶律令》,從日本接觸中國,接受漢字,接受隋唐的典章制度說起,這也符合作者史識,在第三章近世不從儒學在日本從禪宗寺院獨立出來說起,而是從基督教進入日本說起。為什么在日本近世一章,作者選擇了一個有世界史,東亞史意義(即使后來在日本意義與影響都不大的事情),在古代一章卻舍棄從同樣有世界史,東亞史意義的日本接受中國文字,典章制度以及漢傳佛教說起,這里的取舍之間的理由何在?

    我想就是違反史實,貶低中國對日本的影響,過大強調日本某些歷史事件或片段的世界史意義,這往往就是日本明治以來強調日本特殊性的故技之一,這個故技現在臺灣地區書寫所謂臺灣(地方)史的人早已經移花接木,如法炮制了。

    第二點,與第一點也有關的,就是作者認為思想史可以包含我們今天所謂文學,藝術,不一定要選擇一般思想史的文獻,這也沒有錯,但為何從古代經由中世到近世,都是選擇非漢文的文學?盡管在所謂的日本古代也有為數不少的漢文文學以及文獻,比如平安時期的《本朝文粹》,或中世的《五山文學全集》(提了兩三行而已)或多如牛毛的江戶時期漢文漢詩,抑或明治時期仍很有可觀的漢文漢詩創作,都一概略去不談?為何是非漢文的日本文學才能代表日本的思想,而漢文漢詩不能反映日本的思想?

    這里透露的是江戶時期國學派的理論與偏見,江戶時期的國學派認為漢字不能代表‘和意’(日本人的心聲),漢文漢詩只能是表達‘漢意’,而是要‘大和言葉’才能表達‘和意’,‘大和言葉’就是沒有漢字,沒有受到‘漢意’污染以前的日語。簡單說,山發音san,就是漢字的發音,但山的訓讀發音為yama,yama這里就是大和言葉。事實上,《古事記》,《日本書紀》以及《萬葉集》真正受到重視與研究,就是在江戶時期由國學派帶動的,因此,作者對史料的選擇難道不是反映一種文化民族主義的品味與偏見?

    第三點,仍是與前兩點有關,就是日本思想史的歷史性問題。比如在第三章近世的第六節武士道,作者討論主要是兩本:《三河物語》以及《葉隱》,這里的選擇是非常反/非歷史的。首先,《三河物語》在江戶時期從來沒有刊本,只有寫本(能賺錢的,書商會放棄嗎),《葉隱》是佐賀藩以外的人根本沒聽過的一本書,到了明治后期,幾乎是1900年以后才聲名鵲起,所以這兩本書的重要性是到了明治后期,所謂武士道這個概念流行起來后,才跟著水漲船高。真正在江戶時期所謂的武士道叫‘士道’,是非常有儒家色彩的理念,最有名的‘士道’作者,就是儒學古學派的山路素行。這里《日本思想全史》的反/非歷史,仍與建立或羽翼民族主義的日本思想史敘事有關。

    當然,任何對日本佛教熟悉的人,也會馬上看出來佛教思想的篇幅過小,完全不符合佛教在日本的核心地位。這里有拙文一開始提到的每個人專業能力的局限,實在無可厚非,但也有貶低中國對日本影響的效果。

    最后,為何一位自覺不要寫一本日本特殊論的日本思想史作者到最后卻重蹈覆撤?我想原因是當絕大多數的日文研究文獻都是彌漫若隱若現民族主義的敘事,耳濡目染,便難以自拔,再加上作者對其研究課題江戶時代的國學派沒有足夠批判性反思,更是會深陷其中。日本民族主義的魔咒畢竟不是可以容易破除,它依舊籠罩今天的日本,也籠罩著《日本思想全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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