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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萊維:一位誠實而理性的講述者

    林猛2021-03-23 01:47

    (奧斯維辛集中營  IC Photo)

    林猛/文

    《被淹沒和被拯救的》,一部由奧斯維辛幸存者普里莫·萊維撰寫的見證者文學作品,為什么初看起來那么不符合我們的預期:它不像是一部記錄暴行,揭露黑暗之作,倒像是在動搖這類作品的基礎,撼動我們對它的信任?

    比如他說,對我們讀到的那些幸存者的回憶,除了激起同情和憤慨之外,“我們更應該用一種批判的眼光去審視它們”,這豈不是意味著,那些受害者并不因其遭受的苦難而享有對批評的豁免權,而同樣要置于我們理性眼光的審視之下?

    比如他提到記憶的不可靠,尤其在涉及當事人的動機和理由時就更是如此。因而,對于當年參與施害的納粹黨人為自己所作的種種開脫,他并不一概視之為奸詐,反而承認有某種獨立的記憶加工機制在起作用——它既作用于施害人,也會作用于受害人。這豈非在為惡人開脫?

    比如他在奧斯維辛這一幕善與惡的兩極對立的戲劇中,卻致力于開掘兩極中間的領域,即他所稱的那片“灰色地帶”。于是,不僅被迫幫助納粹干臟活的特遣隊、配合納粹把猶太人送往集中營的隔離區猶太人主席,形象變得復雜、多重,甚至某個戰后被定罪、絞死的黨衛軍軍官也不是只有一副面孔,他也對受害人有過稍縱即逝的同情。這豈非在模糊善與惡的界限,使我們剛剛被喚醒的道德意識重新陷入迷茫?

    生活的常識告訴我們,人與人的相互理解原本就極困難,而代際之間要達成理解就更難了。在我們的社會,就時常會聽到上一輩苦難親歷者的這種抱怨。事實上,20世紀有過奧斯維辛或古拉格極端體驗的一代人,對于如何將這種經歷傳遞給后人,普遍地感覺到了困難。

    萊維在書里也多次提到這一點。作為奧斯維辛幸存者,他說,與青年交談變得越來越困難,“我們納粹集中營的幸存者永遠無法忘記的那份經歷,對新一代西方人來說并不相干,而且隨著歲月流逝,這種斷層也日趨嚴重”。對于幾十年前的殘酷暴行,通常人們的反應就是”做個鬼臉便轉身離去,關閉自己的心扉”。

    并不一定要有一個與罪行相關聯的專制者,才會阻止我們傾聽;也許這就是人性,人們不愿讓自己的心靈沉浸在沉重的東西里,——為什么要呢?何況那還需要付出大量時間。因為,要理解奧斯維辛或者古拉格,需要的不是了解單獨某件令人恐怖的罪行,而是它整體的生態,而這又需要掌握大量的知識和細節。除了一些有特殊興趣的人,誰又愿意把時間和情感投入這樣一件于自身的幸??磥頉]有任何增益的事情?

    另一位奧斯維辛幸存者,也是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埃利·威塞爾曾說:“只有經歷過奧斯維辛的人才知道奧斯維辛是什么。其他人永遠不會知道。”有些體驗本身就是封閉的、難以傳遞的,更何況面對的是在不同環境下成長起來的一代新人?

    但普里莫·萊維畢生的寫作所致力的,正是在這種日益擴大的歷史斷層中去搭建橋梁,這部他平生的最后一部作品自然也不例外。只是他的敘述方式是特別的,是在一種格外的冷靜和自我懷疑的風格中去推進他的講述。他不因他的經歷而向我們索取過多的保護,也不假定我們一定會分享他的感情,而只是努力地用理性說服我們。一個理性的人必定清醒地意識到自己的限度,對此他也毫不隱瞞地告訴了我們。

    作品的這種風格在書的開頭就表現了出來。在全書的開始,作者沒有如我們所預期的,沉浸于黑暗的敘述,試圖用凡人所不能承受的苦難壓倒我們;相反,他用非常溫和、理性的態度與我們討論幸存者的寫作本身,為的不是揭示這種寫作的了不起的價值,反而是要讓我們意識到書寫本身與現實之間的距離,被淹沒者與被拯救者之間的距離。

    要寫作,首先需要生存下來。然而事實是,在集中營的囚犯中間,生存的機會是不同等的,這里同樣存在金字塔般的等級。其中少數囚犯恰好有能力和運氣,被納粹選中從事一些特殊的工作,從而為自己贏得稍具特權的地位(想想那位被門格勒醫生選作試驗助手的猶太醫生尼斯利,他的回憶《來自納粹地獄的報告》已有中譯本),但大量普通囚犯則處于最底層。毋庸置疑,后者構成了集中營的主體,反映了集中營最絕望的現實;而同樣毋庸置疑的是,他們生存的機會微乎其微,“只是靠著一系列小概率事件的組合,才讓他們逃脫了死亡的命運”。相比起來,處于特權位置的囚犯生存下來的比例要高得多,關于集中營的回憶作品也幾乎都是出自他們之手。

    這意味著什么?難道不是應該順理成章地,把作者、把幸存者們視為整個受難者的代表,來看待他們的講述嗎?還有誰比他們更有這樣的資格?但萊維恰恰拒絕了這樣的榮譽。他說:我們幸存者不是真正的證人,我們只是數量稀少且超越常態的少數群體,憑借著能力或運氣或心計,我們沒有到達集中營的底層。而那些到達底層的人,那些被吞沒者,才是徹底的見證人。但他們已經無法回來講述它的可怕。在集中營,他們是規則,而我們是例外。

    這里,萊維已然以他無比誠實的陳述打動了我們,通過坦承幸存者寫作的限度,坦誠自己作為記錄者的不足,而讓我們意識到納粹集中營(及同類機制)的嚴酷事實:幸存者所講述的無論多么駭人聽聞,也仍只是它浮在表面的部分;在幸存者的經歷中,多少還是看到某種令人安慰的東西,某種善意或者某種“神跡”,所以才能幸存;對更多的、被淹沒的人,則完全不存在這些。所以萊維的這番講述未嘗不可以看作是他對同類作者的提醒:在講述自己的幸存奇跡時應有節制——這正是漢語世界里很多幸存者在寫作時易于忽視的。

    那么,這種誠實與謙遜是否還有其他的價值?英國作家加頓艾什曾提到,對于那些我們不曾經歷的見證者文學,需要有一個誠實性測試來衡量它的可靠性,即作者在敘述時,要讓我們感受到作者是在盡可能地提供真正的事實。他所舉的這方面的典范就是喬治·奧威爾的《向加泰羅尼亞致敬》,在書的最后,奧威爾特別指出,“以防我在本書的前面部分沒有說明這一點,我將在這里說明:請注意我的偏見、我對事實的誤解,以及因我只從事件的一個角度看問題必然導致的曲解。”加頓艾什說,恰恰是因為奧威爾說,“不要完全相信我”,我們選擇了信任他。

    萊維在他作品的開頭,就通過了我們的誠實性測試。萊維的誠實還體現在了更多方面。比如他提到,很多幸存者,也包括自己,內心深處常常有一種羞恥感,它像蛀蟲一樣隱藏在那里,不時嚙咬著自己。這種感覺源于何處?

    集中營是如此極端的環境,囚犯們不僅在艱苦的勞動中消耗著自己,基本的生存需要也隨時可能被剝奪,要生存下來,最重要的法則就是首先考慮自己,然而,你身邊又不時有一些更脆弱的人,會用他苦苦的哀求使你心煩意亂,但對他們的求助,多數時候你只是聳聳肩,因為你自己也已經陷入困境。萊維說的羞恥感、自責感正源于此,源于拒絕對他人的幫助,即使你并沒有犯下任何罪過,但你仍然無法擺脫這種感覺。

    由此,在集中營里幸存,并非一件值得夸耀的事情。正如作者誠懇指出的,“我活著,代價也許是另一個人的死去;我活著,是取代了另一個人的位置;我活著,便篡奪了另一個人的生存權,換言之,殺死了另一個人。”而且,死去的那個人是比你更慷慨、更敏感、更聰明,比如他在書里提到的幾個例子,有的總是毫不猶豫幫助更弱小的同伴,有的是因為展示了自己反抗的勇氣,他們因此而被淹沒,這種時候,如何能不帶著一絲慚愧和羞恥去談論自己的生存?

    記得從前我讀一本回憶錄,作者是一位信徒,他把自己類似遭遇下的幸免于難、把自己境況的改善,都歸因于信仰的庇護。對此我曾有一絲疑惑,一方面,很多證據確乎證明,有政治或宗教信仰的人更容易熬過集中營的考驗,萊維的書里也提到這一點,但另一方面,這樣的表述是否合適?當時我曾設想:倘若一個人僥幸從奧斯維辛幸存,他把自己的得救歸于信仰,以此表達感恩,這是否是一種適當的表達?他又該如何看待那些未得救者和遭遺棄者?

    萊維恰好給了我回答,而且也是我愿意接受的回答。他說,“集中營的‘被拯救者’們并非最優秀的人,那些注定去行善之人,那些傳達神的信息的人,我所經歷和目睹的證明事實恰恰相反。更合適的說法是,那些最糟的人幸存下來:自私者、施暴者、麻木者、‘灰色地帶’的合作者、密探們。這并非一定之規(集中營里沒有一定的規律,人類的行為同樣也沒有),盡管如此,這仍然是一個規律。”

    因此,被拯救雖然是一種幸運,卻不值得夸耀。相反,它對被拯救者、幸存者,也是對作者自己作出了再一重的“否定”。正是這種無比的誠實,鑄造了萊維作品的力量。

    萊維并不總是試圖去打動我們的情感,而是把焦點投到我們容易忽視的一些事實上,甚至是投到寫作者本人身上,從而讓我們意識到集中營的整體生態。

    在人們通常的印象里,集中營就是善惡兩分的陣營,一方是壓迫者而另一方是受害者,大概唯有這樣的兩分才能維持我們強烈的愛憎,不給罪行任何洗刷的余地;與之相對,模糊這種界限,強調兩者之間的灰色地帶,更多成為意圖沖淡罪行的修正主義者常常訴諸的武器。然而,萊維卻以親歷者的身份、以自己的所見所聞應和了后者的聲音:確實,集中營的世界并非如此黑白分明,還有灰色地帶存在。比如囚犯里,確實會出現一些在不同程度上協助壓迫者以換取特權的人,——尤其擔任管理職務的那些囚犯,安全的考慮及權力的誘惑使他們不僅成為集中營當局的工具,很多時候還會出賣良知而主動犯下罪行。此外還有一類特遣隊,他們被黨衛軍特意挑選出來,從事的工作直接與納粹最兇殘的罪行——毒氣室和焚尸爐——相關,比如在要被送進毒氣室的囚犯中維持秩序,處理與尸體相關的事宜。

    對于這些人,我們很容易因為他們破壞了我們對受害者的純潔性想象,或者視而不見,或者干脆將他們歸入施害者一邊。萊維并不回避他們的存在,不回避他們事實上屬于囚犯中的“特權階級”,只是他努力讓我們去理解,在集中營這種嚴酷的氛圍下,這一點點特權對囚犯具有的生死攸關的意義:艱苦的勞動,殘酷的毆打,寒冷和疾病,還有饑餓,都足以迅速摧毀他們的健康和生命,而一份特權則意味著這一結局的延遲。

    不僅是這些人,即使是一些罪惡昭彰的人(羅茲隔離區猶太人主席蘭科斯基、黨衛軍軍官穆斯菲爾德),萊維不認為任何法庭會赦免他們的罪行,也不認為他們可以在道德上得到辯護,但仍然認為他們的某些行為使他們處于灰色地帶的邊緣。這里,作者當然不是要為他們開脫,而是為了讓我們看清一個冷酷的現實:“政治壓迫幾乎必將催生一個難以界定的區域——一個道德模糊、人格扭曲的區域。”僅僅譴責他們于事無補,因為一旦我們自己處于相同的境遇下,他向我們提問:“我們的道德又有多堅強……如果受到必然性的驅使,同時又面臨巨大的誘惑,我們每個人又會怎么做呢?”

    討論灰色地帶因而是有意義的,雖然初看起來它可能令人不快,因為它指向了一些難堪的事實(比如受害人也參與了罪行),用我們日常的說法,這豈非為罪犯開脫,而給受害者的傷口撒鹽?然而作者卻藉由這些討論告訴我們:“如果我們想真正地了解人類,如果我們想知道,當類似的考驗再次降臨到我們頭上,我們應該怎樣保護我們的靈魂……那么這些形象是不可或缺的。”

    這里,萊維表現了對人的弱點的最大寬宥。

    萊維的這部作品每一章都是一個嚴肅的話題,給人啟迪之處還有很多,有時給我們一些意外的啟發。比如有一處他提到,“憐憫本身也不具備邏輯性。我們所感到的同情和與之對應的痛苦并沒有比例關系——安妮·弗蘭克一個人所引發的同情要遠多于無數遭遇了同樣痛苦的人,只不過后者的形象湮滅在歷史的陰影中。也許這是世間的必然。”想想我們的公共討論,何嘗不是屢屢糾纏于這類問題,似乎一定要讓情感符合邏輯?

    于我們而論,全書最值得借鑒之處在于,一方面他如許多大災難幸存者一樣,意識到有責任把歷史曾經走過的歧路告訴后人,“因為我們集體性地見證了一個至關重要、意料不到的事件,而至關重要正是因為意料不到,任何人都沒有預見到這一事件的發生。”然而它卻發生了,所以完全可能再度發生;另一方面,他在面對不了解歷史的一代新人時,卻是用一種理性而平等的態度努力爭取著他們的理解。在一個自由交流、缺乏權威的時代,這也許是更可取、更可行的方式。

    全書自始至終貫穿著這種因理性而來的冷靜和自我懷疑。只是,這種冷靜和自我懷疑,或許不像中譯本導讀作者徐賁先生所說的那樣,是“局外人式的冷靜和懷疑”。毋寧說,那是一個平等交流者身上所體現的品質,他沒有要求、更沒有濫用受害者可能希望的特權地位和道德光環,從而為自己鞏固話語權。他愿意深入每一個事實(包括那些初看令人難堪的事實),愿意面對對話者因為時空距離而提出的尷尬問題(比如為什么不逃跑,為什么不反抗?),這是一種無比的理性的力量,甚至是超出人的自然限度——盡管作者自己一直寬宥人因其自然限度所導致的各種過失。他是飽受創傷的受害者,卻必須忘記自己的創傷,去向后來者描述這種傷害,冷靜地提醒他們提防。

    萊維的寫作告訴我們,這樣的方式并不會削弱過往苦難的嚴肅性和分量,反會增強它。因為它另有一種力量,那是一種產生于誠實和理性的力量,而這正是這片土地上的我們感到陌生的。只是它對寫作者個人提出了一種過高的責任要求,這使我們在頌揚他的同時,又難以輕易把它加諸其他寫作者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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