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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政學者劉守剛:財政制度的現代化之路

    李佩珊 馮周2021-01-11 15:22

    (圖片來源:Ic Photo)

    剛剛過去的2020年,是中國財政改革進程中不平凡的一年。10月1日,新修訂的《預算法實施條例》正式施行。2020年也是“十三五”規劃的收官之年,回望過去五年間,營業稅改增值稅改革全面完成,中央和地方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改革持續推進。中國正在朝著十九大所要求部署建立的現代財政制度奮力追趕。同時,惠及2.5億人、減稅超5600億元的個稅改革已經啟動兩年,“稅收和每個人息息相關”逐漸成為一種普遍觀念問題。

    那么,現代財政制度的“現代化”到底為何?現代財政制度是否能成為助力國家治理現代化進程的重要力量?《經濟觀察報》和最近出版了《財政中國三千年》一書的財政學者、上海財經大學副教授劉守剛以這兩個問題為內在線索進行了一席談話,試圖在三千年財政發展的歷史脈絡和古今中外先賢的思考中尋覓到解答。


    |訪談|

    問=李佩珊 馮周

    答=劉守剛

    帝國和“家財型財政”

    問:“三千年來誰著史”,從名字來看,您的新書《財政中國三千年》是一本縱貫古今的大書,可以先聊聊您為什么決定寫這樣一本書嗎?您之前出版的《中國財政史十六講》一書面對的是財政專業的學生,而這本書更加面向于普通讀者,在書寫路徑上是否有所區別?在您看來,普通讀者為何需要了解財政史?

    答:《財政中國三千年》一書是在《中國財政史十六講》基礎上經補充、改寫而成的,二者有聯系,但在書寫路徑上也的確有意識地做了一些區別。

    自2010年開始,我承擔起給本科生講授“中國財政史”課程的任務,一直在琢磨怎么用32課時,給習慣于財政理論而沒有史學訓練的本科生講這門課。后來受到黃仁宇先生在美國給本科生講中國史的啟發,“廣泛地利用歸納法將現有的史料高度的壓縮,先構成一個簡明而前后連貫的綱領框架”,在此基礎上,我籠罩一張理論之網,嘗試用概念來把握歷史。就是說,在尊重歷史的前提下,讓史料服從理論,以達到對歷史的通透理解。我想做的是“授人以漁”,即交付給學生一張漁網,讓他們能自己從史料海洋中從事捕撈。這當然也是我作為大學老師的本分。

    從《中國財政史十六講》到《財政中國三千年》,書寫路徑至少有以下幾個方面的有意識的區別:(1)簡化理論,比如將教材中財政收入形式提煉為稅人/稅地/稅商這一更簡化的框架,把對普通讀者來說有些陌生和難以理解的概念和理論盡量刪除或者改得更通俗;(2)增加解釋,對普通讀者可能感興趣的歷史現象和歷史因果給予更多的解說;(3)完善史料和補充內容;(4)文字上盡量變得通俗易懂。

    對于普通讀者來說,為何需要了解一點財政史?我想有這么幾點——

    第一,在當下的中國,只有認真回望中華,才能更好地走向未來、走向世界。中國具有悠久的古文明,通過重溫歷史思考當代問題,一直以來就是中國人的智慧??蓮耐砬彘_始,中國人一直緊張地應對國家生存危機,目光多數時間聚焦在西方世界或者曾經的榜樣蘇聯,試圖模仿或者嘗試超越。而到今天,中國已經克服了國家生存危機,政治經濟社會的轉型也已取得比較大的成就,是時候深刻反思這三千多年的路究竟是怎么走過來的,已經走到何處,下一步該怎么走。近些年來出版物中的歷史熱,也有這樣的背景。

    第二,財政作為獨特的線索,用來回望中華具有優勢。日常經驗告訴我們,要理解表面復雜的社會現象有一個獨特的手段,那就是跟著錢的線索走。財政與國家之間的關系,至少有三個方面:一是財政作為指標,反應國家運行的健康程度;二是財政作為動因,對國家的日常治理、制度構建與長期發展產生影響;三是財政作為渠道,將國家的各項治理措施傳導到目的地。所以,國家征什么稅、怎么征稅和用稅,對國家的發展至關重要。

    第三,通過這本書可以掌握財政史的一些概念與思考工具。借助于這些工具,讀者不僅可以獲得中國歷史上那些應該“知其然”的知識,而且可以明白其中的因果關系,達到“知其所以然”的地步,從而對財政史與民族史有一種整體的把握。

    問:在此書中,您用“家財型財政”一詞來總結到達現代性之前的中國財政歷史,是否可以說,財政是對于“家國同構”這一中國古代政治根本特征的直接腳注?

    答:“家財型財政”這個概念的確與帝國建構過程中的家國同構緊密聯系在一起的。

    在我的理論體系中,帝國是以土地為支撐點而建構的,君主因對土地擁有所有權而獲得對土地上附著人口的統治權(即打天下者坐天下)。這種在帝國時期以所有權與統治權合一表現出來公共權力形式,我把它叫做君權。在現實中,特別是在古代,最接近于這種權力形式的就是家長權力(家長因為對孩子的所有權而擁有統治權)。因此,中華帝國的建構與治理,無論在理念上還是在實踐中都模仿了家庭。“化家為國”和“化國為家”兩個通俗的說法,就體現了這樣的關系。“化家為國”,是指以君主為代表的家族,用自己掌握的巨大力量征服了社會,并對其進行塑造,創造出服從與秩序,完成從“家”到“國”的轉化;“化國為家”,是君主治國遵照當時社會中最具合法性的宗法原則,自居為萬民之父,模仿治家方式,以對待子女的方式來對待萬民。

    帝國時期的財政,正是在此基礎建立起來的。帝國君主擁有天下所有土地的產權,再以恩惠的名義將土地配置給民眾使用,以此取得對民眾履畝而稅的合法性。

    理解“家財型財政”這個概念,我想還有兩個方面的要點值得注意:(1)這是一個財政類型的概念,有自己的特定含義與使用空間,并不完全是中國古代政治的腳注。(2)這個概念本身是中性的。這樣的財政類型是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有一定的歷史地位與價值;對它的利弊得失需要探究,到某個歷史階段后也確實需要超越,不過沒必要一味地譴責。

    問:雖說是“家財型財政”,但在您的論述中,這三千年間的財政史并非王權或皇權下的鐵板一塊,來自中央政府的正式財政機制和地方的非正式機制之間補充、配合、兼并的博弈是相當精彩的。不同于前輩學者所歸納提出的“黃宗羲定律”的悲觀,您提出了“財政中興”這個概念,認為從第一帝國的“舍地而稅人”到第三帝國的“稅地”,雙軌制仍舊是螺旋式上升,是在不斷成熟的,接著您又轉筆寫道,因為君權和公共權力的對立,雙軌財政不可能成為現代性財政。那么,中國財政通往現代性的道路,是否注定要更多的建立在外部的客體性之上?

    答:你問的問題,也是一百多年來始終焦灼著中國人的大問題——如何將中國變成現代國家?對這個大問題,我只能就自己的閱讀與思考做一點簡單的回答。

    首先,正如你看到的,我并沒有將中國古代的政治與財政看得很黑暗。相反,我認為中國在帝國時期,包括財政制度在內的國家制度構建得很不錯,甚至可以說是世界同時期帝國中最為成功的表率。它為共同體生存、秩序與和平的維持、中華文明的拓展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我這本書之所以采用第一帝國、第二帝國、第三帝國這樣由黃仁宇先生創造但在國內仍顯得有點怪異的名稱,就是想避免過去按王朝敘述財政史而人為添加的循環感,試圖顯示出帝國制度不斷有機成長的過程。不過,曾經的成功不代表它永遠會成功。帝國發展到一定程度,就暴露出內在不可克服的矛盾。

    比如說,帝國依托于君主的土地所有權建立統治權,用君主對個人及家族的關心激勵并約束他為公共利益而治理天下的行為。但是,越到帝國后期就越能感受到,君主私人利益對公共利益的傷害。帝國這一類型當然還有其他的內在矛盾,比如我在書中概括的帝國財政的三大悖論(官僚階層既支撐帝國又損害帝國;非正式收入體系既保障正式收入體系又損傷正式收入的基礎;工商業經濟發展既依賴于特權又受損于特權)。

    帝國財政中的矛盾,有許多經過改革可以緩解并使制度呈現出成長的態勢,但也有一些根本矛盾在帝國制度框架內是無解的,甚至會越來越嚴重。這樣的內在緊張關系事實上是中國必須走出帝國的內在動因。所以,中國走向現代國家,雖然離不開外部條件,但不能不看到我們內部存在的根本動因。一塊石頭,來自外部的壓力只會使它破碎卻無法讓它轉型;一個國家,只有在具備了內部依據的前提下,才可能在外部壓力下開啟現代化之路。

    其次,在人類社會的進步過程中,不同國家的發展此起彼伏。暫時的領先不能說明具有先天的優勢,甚至一個階段的不成功反而可能是下一個階段率先成功的原因。我想在面對生存風險與未來的不確定時,人類總是分散地尋找更優良的制度來加以應對。有的民族率先找到成功的制度,其他民族跟著模仿,這樣人類才能獲得最大的生存可能性。那個首先成功的民族,當然有某些必然性因素,但恐怕也有很多偶然性的因素。因此,不能說成功的民族就是天選之子,或者說具有某種文化的甚至種族的基因優勢。我們過去解釋西方的成功,總覺得它完全是內因驅動的,有其必然性。但維克多·伯克在《文明的沖突》一書中告訴我們,西方的成功在相當程度上也是來自諸種外來文明不斷沖擊塑造而成的,具有偶然性,至少不像我們想象地那樣具有必然性。

    最后,我想說的是走出帝國、走向現代國家的動力,蘊含在每一個帝國內部。但必須承認,不是所有的國家都能順利地變成現代國家。事實上在世界上200來個國家中,只有20多個真正稱得上是成功的現代國家。之所以如此,用經濟史學家卡爾·波蘭尼在《大轉型》一書中的話說,是因為必須要經受“開顱剖腹般手術”。

    歷代財政改革和現代財政制度

    問:之前拜讀過周雪光教授的《尋找中國國家治理的歷史線索》一文,他認為20世紀90年代中期的稅費改革,和清代的“耗羨歸公”改革之中的歷史過程有許多相似之處。對照看來,您在您的新書中,對于晚清試辦全國預算給予了很高的評價,“開啟了中國財政管理制度不斷現代化的大門”,并認為預算制度的進展是1978年后財政管理方面的最主要變化之一。值得一提的是,2020年10月1日起,新修訂的《預算法實施條例》已正式施行,但有財政學者指出,稅收法定是不夠的,仍需財政法定。作為研究歷史的財政學者,您如何看待這一觀點?

    答:你的問題中,至少包含了兩個學術上的問題。我嘗試著加以回答。

    一個問題是當代中國財政制度的改革。中國目前正在建設現代財政制度,而現代財政制度至少具有如下的特征:(1)收入來源具有公共性,即財政收入形式必須是具有普遍、平等、直接、規范等特征的稅收,不能依靠收費或國有企業收益;(2)支出方向具有公共性,即財政資源主要用于公共利益和公共目的,用來提高大眾安全和福利,保障社會的安全和正常運轉;(3)管理過程具有公共性,即財政收支過程透明公開,事先由預算控制,而預算又控制于代議制機構手中,并最終控制在社會公眾手中。

    你提到的稅費改革、稅收法定基本屬于第一個方面,晚清財政改革與當今預算改革屬于第三個方面,這些含義都比較清晰。

    另一個問題是如何以財政改革推動中國現代國家制度的進步。財稅問題是激發已有的代議機構運轉、推進包括財政制度在內的國家制度現代化的重要力量。這一稅收推動代議制發展的主題,曾經被熊彼特在“稅收國家的危機”一文中特別強調,后來的學者將其概括為“財政社會契約命題”。從歷史上看,中世紀英國國王從來沒想過搞什么民主制度,他們始終想要的是更大的支配權,只不過為了更多的稅收資金,不得不先向男爵們后來向平民代表開放代議制并交給代議機構更多的權力。事實上,在我國每年兩會期間討論最為熱烈的話題,始終是財稅話題。我想,這其中最為重要的原因是,財稅問題的核心是利益。我個人以為,中國走向現代國家,財稅問題與財政改革已經并將進一步發揮推動國家制度進步的作用。

    問:學界對于分稅制改革和土地財政之間的關系,已經有很多的探討。有聲音認為,地方政府的賣地和“一條鞭”法推行幾年后額外攤派的盛行,是有幾分相似的。近年來“分稅制”也不乏國稅地稅合并這樣的新動向,倘若我們將“分稅制”和財政改革的歷史源流相比較,是否可以發現什么相似的內在邏輯?在您看來,未來央地財政關系改革的重點,更應該落在何處?

    答:我在《財政中國三千年》中概括過有關帝國時期中央與地方財政關系的兩種不同的觀點。一種以梁方仲先生的觀點為代表,在他看來,帝國財政“在歷史上地方從來沒有獨立的財政(割據時例外)”。另一種觀點以周伯棣先生為代表,在他看來,帝國時期“理論上是中央集權,實際上常常是地方分權。其次,開國之初,統治力量較強,則中央財政常常壓倒地方財政;到了末葉季世,統治力量衰落,則地方財政又常常破壞了中央財政”。

    這兩種看似相反的觀點,驗之于帝國財政,似乎都能找到例證。而要理解這種表面矛盾的現象,關鍵是要區分正式財政收入體系與非正式財政收入體系。一方面,從帝國正式財政制度來看,其制度的精巧與嚴密到后來達到很高的成就,在相當程度上實現了集權,符合梁方仲先生的說法。另一方面,從非正式收入體系來說,地方政府官員在運用非正式收入舉辦地方事務等方面具有極大的靈活性,與此同時,他們也常常突破制度約束為個人撈取好處,這符合了周伯棣先生的說法。

    正式收入體系與非正式收入體系并立,有一定的好處,它為尋求中央集權和地方分權間的平衡提供了一種可能,即在保持帝國統一與財政集權的前提下,為地方因地制宜發展公共事務提供了條件。但是,非正式收入體系的存在,又在相當程度上破壞了正式制度的統一性與理性,因為非正式收入體系始終介于非法和合法之間,為官民行為留下許多不可預期的空間。因此,帝國財政制度在表面集權化理性化的同時,充滿了許多非理性的特征。

    在今天理解1994年的分稅制改革,有很多學者是從集權方面來看的,認為它在相當大程度上實現了中央財力的集中。但我認為,還應該從財政制度理性化方面來考察。一方面,分稅制使政府間財政關系得以穩定和規范,中央和地方政府對稅收進行固定比例分成(在當時甚至依靠國家稅務局和地方稅務局來分別征稅),而不再依靠一對一談判來解決問題,避免了20世紀80年代后期中央與地方政府因討價還價所帶來的交易成本和機會主義行為。另一方面,分稅制改革后,由于財權和利益得到制度性的保障,地方政府為了增加財政收入,不斷改善與企業之間的關系,減少對企業的任意干預,從而使得企業之間相對公平的競爭環境得以形成。所以,將分稅制改革和帝國時期財政改革相比較,相似的內在邏輯主要在于加強了制度的理性化,而不僅僅是中央財權的集中。

    不過,要說明的是,上面的說法并不意味著中國央地關系因分稅制改革而變得徹底理性化了。結合你問的未來央地財政關系改革的重點,我想要使央地關系更加理性化,至少在以下兩個方面還需改革——

    (1)保障基層政府的財力。分稅制保障的只是中央與省級政府的財力,而忽視了基層政府的財力保障。

    (2)將談判機制引入到財政特別是基層財政中來。民眾特別是基層民眾到底能有多大負擔能力、需要怎樣的公共服務、政府財力的最佳規模到底在哪里,這些其實并無客觀的數字或標準。說到底,稅收帶來的犧牲與支出帶來的效用都是主觀的,只能由征稅方與納稅人在相對平等的基礎上經談判決定,基于納稅人的同意去征稅才是確定稅收負擔的可靠方式?;鶎迂斦壳按嬖诘脑S多非正式收入亂相和非理性化特征,也正是缺乏談判機制的結果。王業鍵老師在《清代田賦芻論》中講過19世紀浙江嵊縣的“糧席”,它是一個由知縣和城鄉士紳組成的專門委員會,每年分兩次(二月初五和八月初五)開會商議,決定本縣在田賦定額之外加征多少以及如何征收,以便既完成國家的正稅任務,又滿足本縣公務需要并補充官吏的薪酬。因為有這么一個機構的存在,當地納稅人在一百多年時間里免受橫征暴斂之苦。要解決當前中國財政特別是基層財力保障和稅負確定性問題,也需要就財稅問題展開政府與民眾之間的協商與談判。

    讓現代國家服務于公共利益

    問:本書著重分析了“耗羨歸公”改革,也大量引述了曾小萍在《州縣官的銀兩》中的觀點。在曾小萍的著作中,她認為,中央政府將豐裕省份的火耗轉移給捉襟見肘的其他省份,改變了雍正皇帝的原則:特定省份的火耗收入是該省不可剝奪的財產。這種的火耗的“轉移支付”,張研、郝煜等學者已經有將之和如今“轉移支付”進行過比較。之前,財政部直屬的中國財政科學院發布過一份名為《從轉移支付透視區域分化》的報告,轉移支付主要流入的地區,資金使用效率往往是比較低的。參考中國乃至西方財政歷史而言,到底如何在財政手段上兼顧“效率”和“公平”?

    答:你這里說的“轉移支付”,在我的書中稱為空間內的再分配,它與階層間的再分配(貧富階層之間的財富或資源的轉移)、時間上的再分配(在一年內青黃不接季節與糧食收獲季節、在不同年份中豐收年份與歉收年份之間的資源平衡活動)一起,構成中國古代財政的三大再分配活動。中國在帝國時期的再分配活動所發揮的功能,在同時期的世界中最具特色。正是在這一意義上,波蘭尼將這一時期的中國經濟稱為再分配經濟,并將其與互惠經濟、自給自足經濟并列為現代市場經濟誕生之前的三種經濟形式。

    在龐大帝國范圍內,經濟發展水平不均衡是很自然的現象。為了帝國的穩定,就有必要在地區之間進行物資和財富大規模的集中與調運(再分配),以便保持地區間一定程度的平衡。事實上,這種再分配活動也應該是中國比較早地形成統一帝國并能夠長期維持的內在原因。到今天,這種在空間范圍內的資源與財富調配的活動仍非常必要。當然,調配的形式已更多體現為你所說的在資金方面的轉移支付活動。

    就西方財政歷史而言,空間范圍內的再分配活動當然也有,但顯然沒有能力也因地理環境原因而無必要達到中國這樣的規模。在走向現代國家的過程中,西方國家,不同地區的工業化進程與發展程度也是不平衡的,為此也興起了大量的空間再分配活動。比如在德國西部,工業化、城市化開始得比較早、進展也比較迅速,自由平等的市場原則比較深入,但在德國東部,以貴族莊園為主導的農業經濟很長時間里占據著上風,經濟發展與“農民解放”進展緩慢。因此,自俾斯麥時代起,財政就在東西部發展之間進行平衡活動,利用稅收資金的轉移支付和公共投資來促進落后地區的發展。

    就當前中國如何在轉移支付方面兼顧“效率”和“公平”,我個人并沒有深入的研究,恐怕只能表達兩個原則性的意見:一個是,對效率和公平的衡量,我們不能僅僅計算經濟的收益,還要考慮因不發達地區獲得轉移支付而增加的社會效益,以及因財政資金運用而提升的行政能力與地區間的協同效應;另一個是,除了考慮兼顧效率和公平之外,千萬不能忽視民主。在明末,窮盡江南財富用于遼東的戰爭,由于沒有參與決策的過程,江南民眾也不可能產生義務感,不會覺得這是為了自己的事業而付出的代價。在今天的中國,轉移支付再也不能是密室決策的結果或者僅僅因為自上而下的命令。無論是發達地區還是不發達地區乃至全國層面上,都要有效地運行代議機制,讓民眾參與到轉移支付的決策過程中,面對面地交流、公開地討論,彼此產生同理心,在此基礎上再做出決策。這樣不但能提高財政資金使用項目的質量與水平,減少浪費與腐敗,更重要的是可以因此提高轉移支付的合法性,讓民眾確實感覺到這是在為彼此共同的事業去行動,從而讓轉移支付成為塑造命運共同體意識和贏得民眾認同的手段。

    問:我注意到您書中的歷代財政改革有一條主線,是國家試圖查明豪強士族的田地和人口,向這樣的“灰色收入”收繳、征稅。那么,從財政歷史來看,對“灰色收入”征稅,或者說對富人征“富人稅”,是否曾有助于緩解不平等?針對越發激烈的不平等趨勢,稅收是否如比爾·蓋茨等人所言,將成為最好的調節工具之一?

    答:你的問題里包含了兩方面的財政內容,一個有關征稅與逃稅,另一個有關財富積累與稅收調節。這兩個方面,一直是古今中外財政的熱門話題。

    先來看看第一個方面。我在這本書中運用了稅人/稅地/稅商這一分析框架,認為這樣三種稅柄在城邦、帝國、現代國家每一個國家階段都在混合使用,只不過不同的國家階段分別以一種稅柄為主體或正宗。

    稅人依托于人口來進行,就是說讓人親身服役或者征人頭稅,此時逃稅的手段要么是豪強蔭蔽人口,要么是普通民眾成為流民。豪強蔭蔽人口削弱了國家的可稅資源,大量流民會破壞社會秩序,這是城邦時代乃至帝國初期征稅與逃稅的主題。稅地是對土地直接征稅,主要是按土地面積(區分一定的等級)來征收糧食或貨幣,此時逃稅的主要手段就是隱瞞田產。稅商,就是以工商業活動為自己的稅柄,主要是對工商業活動(就商品交易額、商人財產、商業活動)征稅,在帝國時期還包括通過官營工商業和售賣許可證來獲利,此時逃稅的主要手段就是隱瞞工商業活動的規模與獲利水平。

    在現代國家,征收工商稅是主要的財政收入形式,由于從工商企業獲得的勞動收入逃稅可能性比較?。ǔ钦鞫惸芰η啡保?,因此逃稅的主角是資本獲得的收入。所以說,如何有效地對資本征稅、控制逃稅行為,是現代財政在此方面的主題。

    再來看第二個方面。財富積累與稅收調節是古今中外財政制度的重要內容,它的職能不僅僅是緩解不平等,防止因差距過大帶來嫉妒而引發社會的動蕩,更是確?,F代社會運行、讓現代國家服務于公共利益的重要手段。

    我在書中分析過帝國時期君權的矛盾特征:帝國圍繞著君權建構制度,君權代行的是共同體的公共權力,這樣的制度可以依靠君主對自身地位的重視來實現公共權力的獨立性與至上性,以君主對個人利益的追求來保障共同體整體利益的實現;但是這樣的制度,往往也因君主私人性超過公共性、君主將個人私欲凌駕于公共利益之上給共同體帶來災難性影響。

    在現代國家,資本也呈現出類似的矛盾特征:一方面,資本是發現市場、承擔風險的積極力量,正是資本的力量幫助創造了現代社會與現代國家,帶動了經濟增長,進而惠及勞動者;另一方面,如果不斷積累的資本不受節制,也可能會產生巨大的破壞性,比如,它可能會將人簡單地視為商品、將勞動僅視為成本因素,無視勞動者的困苦,還可能會破壞環境和社會,進而破壞共同體整體的利益,最終損及資本自身的利益。

    困難的地方在于,現代國家若用稅收工具調節不平等、壓制資本,就有可能破壞資本的生產能力;尤其在全球化時代,資本具有全球流動的能力,各國稅收競爭往往會使稅收調節資本收入的政策失效??墒?,如果現代國家不用稅收工具調節不平等的話,又無法約束資本破壞性的一面,并可能讓積累起巨額財富的資本有能力操縱公共權力,讓國家“成為資產者為了在國內外相互保障自己的財產和利益所必然要采取的一種組織形式”(馬克思語)?,F代財政不得不在這兩難之中努力,想方設法通過稅收的征收和福利制度的健全,還有全球稅收政策的協調,來縮小貧富差距、在保障資本的生產能力的同時約束資本破壞性的力量。話又說回來,為了達到這樣的目的,不僅僅要依靠財政制度或者稅收,還需要現代國家其他制度的發展予以配合。

    問:房地產稅這只靴子何時落地,是大眾比較關心的現實財政問題。稅法學者們比較普遍的認為,推出包含土地增值稅的房地產稅法是當務之急,對發揮地方財稅自主權也很關鍵,但對于很多房產占了資產大頭的普通人來說,還是比較難一下子就接受的,這或許也是影響到這么多年來房地產稅難以落地的一個因素。您在這本書中討論了作為當前財政支出安排的“公利”目標和納稅人個人權利和談判機制之間的關系,就這個問題而言,不知可否能分享下您的觀點和建議?

    答:房地產稅這只靴子何時落地,作為學者是無法知道的。就個人來說,我贊成征收房產稅,但不贊成在現有基礎上簡單地新增一個稅種。我認為,應該將房產稅征收跟以下三個方面的制度建設結合起來,把它變成推動中國走向現代國家的動力——

    第一,房產稅征收應該跟確立土地私權的過程結合起來。跟我們過去的想象相反,土地的私權并非自古以來就有的,而是一個現代現象,伴隨著現代國家建設過程而誕生。

    第二,房產稅征收應該跟基層政府財力保障結合起來。正如在上一個問題中我說的,基層政府沒有獨立的正式財力保障,不得不依靠大量的非正式收入過活,由此帶來大量問題。由基層政府來征收并使用房產稅,可以為它們帶來較為可靠的財源,再加上必要的上級政府轉移支付,這樣的地方政府才能真正為轄區居民提供可靠的地方公共服務。

    第三,房產稅建設應該跟激活已有的代議機構運轉結合起來,并進而成為推進包括財政制度在內的國家制度現代化的力量。財稅問題牽涉到每一個人的利益,從財稅問題入手、運用人們對自己利益的關心,讓基層代議機構真正運轉起來,是國家制度進一步現代化的可靠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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